迁徙分布：
1.汉族多氏：
据姓氏资料显示，多氏在商时有多父鼎，多氏始此。汉朝时期有多军之后。唐时坦丘郡六姓，一曰多氏。云南省夷姓亦有多氏，系剁姓所改。郡望为丹阳郡。在姓氏人数中排名第九百二十名。
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国内有一支姓氏为多氏，秦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楚汉相争，部分秦人的后代(含多氏一支)为躲避战乱四处迁徙，一支向南随吴、越国人的后代迁到东南沿海的东越国一带(今福建、广东地区)，史称吴越人。
关于多氏在东越国一带曾较繁荣的记载还见于《秦汉魏晋南北朝蛮、越、溪、俚诸族姓氏》资料中，在东越国较大的姓氏有：丁氏，吕氏，傜氏，华氏，革氏，吴氏，建氏，多氏，驺(邹)氏等。
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前256年)，在今福建及其邻接的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东部地区，散居着与华夏民族殊异的各种部族，史称“七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七闽之地曾先后为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诸侯强国的势力范围。战国中期，楚灭越后，越王族子孙流散于东南沿海各地，与当地土著部族融合，建立许多王国或君国。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摇，即在七闽之地称王，建立政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随即派兵南下平百越。无诸等战败，皆被废为君长。秦遂以其地为闽中郡(秦设闽中郡的具体时间无可考。但知《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称：“秦已并天下，(无诸、摇)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史记》又称“(闽中)自秦时弃弗属”。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大规模农民起义，旧诸侯乘机纷纷起兵反秦。无诸、摇等也率闽中兵随鄱阳令吴芮北上，与诸侯共灭秦，后又助汉伐楚，为汉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为此，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冶(今福建福州)，统治原闽中郡地区。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王朝又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其领土为今之闽西南、粤东、赣南地区。《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汉延以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复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温州)，领地为今之浙南、闽东北地区。这样，原闽中地区同时存在着三个王国。
闽越国重建后，国势日渐强盛，在今福州、邵武、建阳、崇安、浦城均建有城邑，其“甲卒不下数十万”，并多次侵扰邻国和汉的边郡。邻近汉的诸侯王便与闽越勾结，在汉有罪的官民也往往逃到闽越避难。《汉书·严助传》中记载：汉文帝初年，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处之上淦(今江西清江)”，南海之地遂归闽越所有。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年青的汉武帝不顾贵戚大臣太尉田蚡的反对，毅然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今江苏苏州)的水师南救东瓯。汉兵未到，闽越已撤兵退回，严助也没追击。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征讨。东越王余善自请率八千兵从楼船将军杨仆进讨南越。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余善得知杨仆上书请伐东越，汉军已屯驻边境，便起兵反汉。
汉武帝见东越已公开反汉，即发四路大军进攻东越。其部署是：以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今浙江余姚)航海南下；以楼船将军杨仆向武林方向进击；以中尉王温舒向梅岭方向进攻；以归汉的二位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从若邪(今浙江绍兴)、白沙(今浙江乐清)向南推进，对东越形成三面合击。东越据守武林的徇北将军曾一度打败汉军的几名校尉，杀了汉军长吏。至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楼船将军率军吏辕终古阵斩徇北将军，攻克武林，其余三路汉军也攻入东越境内。
东越另一将军多军，于汉朝大军到达时，即弃军归降，后被武帝封为无锡侯。于是汉天子说东越狭小而多险阻之地，闽越强悍，屡次反复无常。因而命令军官们率领全部东越民众迁徙到江淮一带居住。东越这地方变成了空虚之地。前往汉地的越衍侯吴阳受命回东越劝谕余善，余善不听。当横海将军从海上登陆时，吴阳即率其封邑七百余人反攻汉阳城(今浦城)，随后又与越建成侯傲、繇王居股合谋，杀了余善，率领部众向横海将军投降。至此，东越国亡。
多军后来做为无锡侯，就职于江苏无锡，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首领。到了汉征和四年(公元前*****)，因为汉武帝巫蛊事件牵连，多军的儿子多卯获罪，无锡做为候国的地位被废除，复置无锡县。而无锡一带，离三国和隋唐时期丹阳郡(南京)属地很近，加之古代地域大小不清，郡望之说又兴起于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所以多氏丹阳郡可认为是多军之后。因此，多氏起源于福建广东东部，后迁至江苏无锡一带。
在汉朝附庸国倭奴国(今日本国)历史上，曾有过四次移民高潮，其中大举迁入日本的汉族移民，最著名的是秦人集团和汉人集团。汉人集团的首领史称阿知使主(亦作阿智使主)，阿知使主自称汉灵帝后裔，史籍《续日本纪》中说是曾孙，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左右，三国归晋后，阿知使主及后代为避战乱，迁居朝鲜半岛南部，再渡海至日本。据公元九世纪中叶的《阪上系图》，阿知使主带来的汉人共分七大姓，即段氏、李氏、郭氏、朱氏、多氏、皂氏、高氏。阿知使主向当时的日本应神天皇奏言：“臣入朝之时，本乡人民往往离散，今闻偏在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望请遣使唤来。”应神天皇依奏遣使招引，于是“其人民男女，举落随使尽来”。汉人集团主要聚居在大和国桧隅郡(奈良)，后来因为“人众巨多，居地隘狭”，以“村主”为单位渐次迁居摄津、参河、近江、播磨、阿波诸国。阿知使主之子都加使主刘贺都，雄略天皇时受赐“直”姓，史籍也称“东汉直”或“倭汉直”，负责管理各地的汉人。
宋朝时期有名人多岳，但仅查得宋朝名士费德厚写的一首《多岳先生祠》，其它不详。其词为：“天荒初破起乡风，东普声名日愈隆。回想国人矜式处，先生功倍蜀文翁。”
唐朝时期的顿丘郡有六大姓，其中一姓即为多氏。顿丘郡，始建于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下领四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清丰、濮阳、内黄、南乐、范县等地，在北齐时废。
今天在河南清丰县的多氏为明朝时从河北阜城迁去的。后在宋朝中叶，多氏后人迁到了陕西渭南，中间过程暂无考证。但从家谱上可以得到佐证。
例如，多宏安(即多弘安，在清康熙年间先后任广东省灵山县知县、奉天府承德县知县、陕西延安府同知兼靖边郡丞、山吁河务郡承、江南淮安府同知、临安知府靳大司马、江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淮阳道)在族兄多象谦(字尊光，号怀凌，敕赠文林郎，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其文章为一代文坛领军人物)与夫人倪孺人合墓时，曾为之作铭，在碑文上有如是几句：“我家得姓受氏源远流长，自汉封候以来，宗族实繁于秦中，若在埠昌(阜城)，则从初迁始祖上溯，以建我兄弟，仅八世。”在汉朝时期，多氏封候者仅多军一人，可见渭南多氏是从汉朝无锡、丹阳郡迁到秦中，即陕西渭南。至于是什么时候过去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陕西渭南，从原来的多家祠堂灵台牌位上记述可以得知，陕西多氏族人可以追溯的始祖为多彦礼及妻姚氏，其以下有十人名讳，分别是多才兴、当伯道，蛮达达、天仲名、毛彦才、多道明、虎得林、多远、都文秀、多复礼。其中有一半的人不再姓多，改为他姓，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中的蛮达达、都文秀等人，可推断是在元朝期间与当权的蒙古族人关系密切，被赐姓为蒙古姓氏。另据灵台记载，贵祖以下有六人名讳不知详情，其中一人名多七，按当时军队的花名册，他在明洪武四年(公元年)，因为四丁抽一的政策，被抽充为城都府右卫军，后来，改调到顺天府武功右卫巾帽局。另有三十二人，只存名讳，不知世系，只知其中一人叫高经，住在西安三桥镇(今陕西西安西宝高速公路入口处)。其它只存名讳，不知世系的还有六十人，其中一人名多珩，曾官任夏邑训导。
在可以勉强考查出世系的人中，按灵台可排出第一～十三世，第一世为多从善，曾当过寿官；第二世为多宣，是个生员；第五世为多岩，任寿官；第六世多玉，曾任城都教授；第七世多学，曾任城都经历；第八世多允中，曾任新乐知县，第八世多建中，曾任兰州教授；第九世多名臣，曾任崞县县丞；第九世多宗臣、多盖臣，是庠生，多侨臣，是武生；第十世多大受，号敬修，曾任雒州教授；第十世多大任，号元贵，曾任占化县知县；第十世多大祚，号永锡，曾任南宫县县丞；第十一世多秉枢，是个拔贡生。这些人的世系估计也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往下排的。
现今，多氏族人相对集中分布于河北阜城县建桥镇建东、建北、建阳及东多、西多、东高庄、赵门、祁楼乡多城头等村，在河北霸州、河南清丰、淅川、山东冠县，北京、天津、甘肃等地亦有大量多氏人氏。
建桥镇，名称据传起源于村南有条河，在水灾泛滥时，人们无法渡过，后来，乡亲们合力建了一座桥，于是命名村庄为建桥。
在清朝年间，由于人们善于经商和地理位置的关系，建桥镇逐渐成为一个大的集镇，各种商家店铺林立，尤其以布匹生意为最多。每逢农历初一、初六，为建桥集市开市的日子，人们纷纷到这儿批发各种商品，赶建桥集。前后需要三天时间，才能看完各种商品，然后商贩们再将货物到各处贩卖。由于在商业上的作用，时有“一京二卫三建桥”之说。建桥镇有很多规模比较大的建筑，如永宁寺(今建东小学)、多家祠堂、商行、药铺等，其中永宁寺内的魁星阁最高，也比较出名，前来烧香、求签、还愿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将本已破坏的多家祠堂和永宁寺中的石碑用来修河堤，大炼钢铁，基本上毁灭贻尽。
建桥镇在历史上各种灾祸也比较多。清朝顺治年间，河内任丘地区有一拔土匪到处作乱，攻到建桥，当时的隐士多嘉祯以近七十高龄，组织乡里年轻人进行演练，抵抗匪兵，并杀死土匪多人，救了大量的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在太平天国时期，天国大将李开芳曾率兵打到阜城，后兵败而亡，太国天国起义从此也就不可抑制地走向了衰败。
建桥镇遭受最大破坏，是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从交河打到了建桥，由于人们的奋起抵抗，日寇一把火烧了建桥街，大火着了半个多月，几百年商贾重镇，从此化为一片灰烬。据老年人讲，当时的大火，晚上从几十里外都能看见，人们纷纷逃走避难。而后，日寇在建桥镇修建了炮楼。2000年，建桥镇的三个村庄联合铺设村内街道，由土面改为沥青面，在挖路时，有将近二十公分的黑灰层，据仅存的老人认定，那是闹日寇时被烧毁的各种布匹等什物。抗战胜利之际，在日寇兵败时，镇里曾收养过一个被日本人遗弃的小女孩，并抚养成人。后来她与该镇的一名中国青年结了婚，最后又回到了日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善良、伟大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卑鄙、可恶。
此外，日寇在阜城县其它地方也进行了多次大屠杀，前宋庄惨案就是其中一例。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6月1日，抗日武装回民支队马本斋部由冀中平原转移到该村，半日后离去，进驻孙镇。6月2日拂晓，盘踞阜城县城的日寇、外县各据点日寇、各地伪军共五百余人包围了前宋庄，在将老百姓们集中到一起后，逼问八路军马本斋部的去向。由于大家都坚决不说出八路军的去向，日寇就将大批老百姓填到村中的一眼井内，集体活活闷死。据当年的一位村民老人控诉，他曾被日寇用枪刺挑开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昏迷过去，在日寇走后，经人们抢救才活了过来，至今胸腹部还留着长长的疤痕。
2.傣族多氏：
⑴.云南德宏十大土司：
在中国云贵地区历史上的十大土司中，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德宏地区先后设立了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遮放宣抚司、盏达二副宣抚司，芒市安抚司、户撒长官司、腊撒长官司，勐卯安抚司、励板土千总，并称为云南地区“十土司”。
南甸宣抚司，在今云南梁河县。元朝时期设置为南甸路，明朝时期改置为南甸府，后又改为州。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升州为南甸宣抚司，以傣族刀氏世袭其职，辖地最广，南甸宣抚使号称“十司领袖”。到民国初年，刀氏改姓为龚氏。传至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二十九代。
干崖宣抚司，地处今云南盈江县东部。元朝时期设置为镇西路，明朝初期改为府，明正统九年(公元年)立为宣抚司，以原傣族首领刀帕便为宣抚使。新中国建立前传至刀威伯，共二十四代。
陇川宣抚司，在今云南陇川县。元朝时期分属麓川路、平缅路管辖，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立宣抚司，以傣族首领恭项为宣抚使。后恭项滥杀无辜，以多歪孟替之。从此，陇川宣抚司由多氏世袭其职。新中国建立前共传二十八代。
盏达副宣抚司，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南部。明正统年间设干崖宣抚司时，以思效为副长官，居于盏达。后思效逝世，其后代自相传承，九传至思韬，始授副宣抚司印救。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传至二十一世思鸿升，因案被革职，但仍有实力。
遮放副宣抚司，在今云南潞西遮放镇(今云南芒市)。明正统年间设立陇川宣抚司时，宣抚副使多怀们居于遮放，即后来的遮放副宣抚司，共传二十代。
芒市安抚司，在今云南潞西市。元朝时期设置为茫施路，明朝初期改置为府，明正统八年(公元1620年)升为安抚司。新中国建立前传二十四世至方御龙。
励卯安抚司，在今云南瑞丽市。元末明初设置麓川宣慰司，以傣族思氏为宣慰使，在“三征麓川”期间被革除，分其地置陇川宣抚司，同知多居励卯。明万历年间始置励卯安抚司，以思忠为安抚使，改姓氏为衍。新中国建立前传至衍景泰，共十八代。
户撒长官司，在今云南陇川县户撒乡东北部，其先祖为赖罗义，明正统年间任左哨把总。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立为长官司，共传八代。
腊撒长官司，在今云南陇川县户撒乡东南部。其先祖况本，明正统年间任把总，世守腊撒，传六代后改姓“盖”。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设长官司，任职共九传。
勐板土干总，在今云南潞西市勐戛镇。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设，新中国建立前传四代至蒋家杰。
⑵.陇川宣抚司多氏土司世家：
公元450年，居住在保山卡斯洼的傣族部落首领法赛练率三百六十七户，迁徙到今陇川坝尾南宛河旁定居。法赛练氏部落统治勐宛四百八十年，传十九代，九百余年，德昂族首领莽达良率众征服勐宛，在雷基(今洋人街)建立德昂王城。莽氏家族统治陇川三百零四年。公元1233年，勐宛被勐卯王混贺罕兼并。元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思可法立为勐卯王，迁都“姐兰”，建立麓川王国，并开始向德宏及保山地区扩张。明朝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派兵“三征麓川”，于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立陇川宣抚司(正四品)。公元1447年，明朝庭废恭项，立原同知多歪孟为陇川宣抚使，沿袭二十八代，执政五百零三年。
陇川宣抚司管辖今云南陇川县地区。元朝时期分属麓川路、平缅路管辖，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立宣抚司，以傣族首领恭项为宣抚使。后恭项滥杀无辜，以多歪孟替之。从此，陇川宣抚司由多氏世袭其职。新中国建立前共传二十八代。
陇川，傣族语称“勐宛”，意为太阳照耀的地方。东汉时期归永昌郡哀牢县，唐朝时期的南诏时属永昌节度，宋朝时期属大理金齿。南宋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麓川思氏部酋兴起，在勐卯(今云南瑞丽)统一了几个部落，随之兼并勐宛(陇川)，建立了麓川王朝政权。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在麓川统辖范围设置了麓川路、平缅路(置首府于今陇川坝北)。至元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置麓川军民总管府，统管原麓川地。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在姐兰(今缅甸南坎)置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明朝政权推翻了元朝，在“三征麓川”后，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撤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立陇川宣抚司，辖今陇川、瑞丽、遮放及缅属高丽等地区。
清沿明制。到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设弹压委员，划入户撒、腊撒两司地。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改为行政委员，行署旱季住章凤，雨季住杉木笼。同年，户撒划归干崖，腊撒归勐卯。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改设陇川设治局，隶属云南第一殖边督办。
1950年5月陇川解放。1951年12月21日成立陇川县各民族联合政府，隶属保山专区管辖。同年10月，瑞、陇两县合并，称瑞丽县。1959年9月，瑞、陇分开，重置陇川县，隶属德宏州。
3.明朝时期中缅之战：
公元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初，即明嘉靖末年到万历年间，缅甸东吁王朝的军队入侵云南边境，引起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对双方的历史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并直接牵涉到两国边境的沿革史。
公元1531年，缅甸东吁王朝的莽瑞体继承王位后，即开始了统一缅甸的战争，到公元1551年莽瑞体死时，东吁王朝已经统一了缅甸中南部的广大地区。公元1551年莽应龙继位东吁国王，从公元1553年起开始进兵上缅甸。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莽应龙的军队攻占阿瓦，消灭了阿瓦王朝，接着继续北进，给中国西南的云南边境造成了威胁。
明朝初期，明朝政府在云南极边之地设有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八莫、开泰、伊洛瓦底江、那伽山脉，治所在今缅甸孟养)、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掸邦，治所在今缅甸兴威)、缅甸军民宣慰司(佤族阿瓦王朝，臣属于明朝政府，今缅甸曼德勒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掸邦、泰国清迈)、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今云南西双版纳)、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今老挝)。当时明朝政府授与当地上层分子以宣慰使的职衔，这些土司则接受明朝政府的封号，服从云南三司(即都挥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皆在西南极边，明朝政府的统治常常是鞭长莫及，当地土司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宣慰使司如缅甸、八百、老挝，实际上成了独立国家。由于东吁王朝的侵袭，到公元1575年，木邦、蛮莫都已处于在缅甸控制之下。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缅甸又大举进攻孟养。面对缅军的入侵，孟养土司思个一面积极准备抵抗，一面向明朝政府的地方政权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得到报告，要求思个坚守待援，同时准备部署军事行动。他用重金招募往来于中缅边境的商人，派他们深入缅人控制地区，侦察其山川道路、兵马粮响等情况，又传檄邻近的各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在摸清缅军方面的情况后，即发兵前往增援。农历12月，官军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将赶到，极为振奋，命令手下头目乌禄刺率一万多人马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他自己则率兵埋伏在戛撒(在今缅甸杰沙)地势险隘之处，*****缅军深入。缅军果然进攻戛撒，思个坚壁固守，不与之战。缅军欲进不能，粮道又被截断，陷入了困境，“饥甚，以摄金易合米，始屠象马，既剥树皮，掘草根，军中疫作，死者山积”。
走投无路的缅军只得向思个求和，遭到拒绝。思个派出使者，要求援兵迅速赶来，歼灭缅军。但是，当时的云南巡抚王凝“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他根本不谙边情，对于抗击缅军入侵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害怕“兵兴祸速”，急忙传罗汝芳，不准他发兵增援思个。“汝芳接檄愤恨，投债于地，大骂而罢”，只得撤兵。思个久等而不见援兵来，大为失望，又得知陷于困境的缅军逃跑，“率兵追之，且追且杀，缅兵大败，生还者什不一二”。缅军这次进犯孟养虽然遭到惨败，但是，由于明朝政府的政府军未能增援思个，全歼入侵的缅军，“一时士民以为大失机会”。
尽管缅军不断入侵，已经控制了云南边境的许多地区，但是明朝政府对于云南边境的军事形势却是昏昏然，既没有支持边境地区积极抗击缅军进犯的土司，也没有采纳有识之士的建议。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陈文遂出任云南巡抚，鉴于边境的严重局势，提出“檄诸夷，抚三宣，设将领，筑城垣”等十策，“锐意请上经营”，“然与时见相抵悟，事亦寝”。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朝政府又“遣使将迄西(孟养)所俘瑞体兵象，俏以金币诸物还瑞体”，还“好言慰谕之”。但是，缅王却不领明朝政府的这番情，“使回，缅不称谢”。
由于明朝政府对东吁势力的扩张采取了姑息政策，又不加强边防，这就使云南边境的抗缅爱国土司陷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处境，而缅军则得以卷土重来，乘虚而入。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缅军再次进攻孟养，“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断执，送瑞体”，“不屈遇害”。于是，缅甸“尽并孟养地”。至此，孟密、木邦、孟养等大片土地都沦于东吁王朝统治之下，尽管如此，明朝政府还是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击措施，相反，在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云南巡抚饶仁侃又派人去招抚缅甸，但是缅王不予理睬。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缅王莽应龙死去，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他继承王位后，继续竭力向北扩张。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缅军袭破干崖进入姚关(今云南施甸姚关)。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农历1月，缅军焚掠施甸(今云南施甸)，进攻顺宁(今云南凤庆)、盏达(今云南盈江莲花街)，所到之处“杀掠无算”，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缅甸军队在云南境内攻城掠地，杀人放火，而且居然深入到顺宁府境，窥视腾越、永昌、大理(今云南大理)、蒙化(今云南魏山)、景东(今云南景东)等地，明廷为之震动。
云南地方当局急忙采取行动，对付缅军入侵。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昌柞从昆明移驻洱海，巡抚都御史刘世曾也移驻楚雄(今云南楚雄)，调动数万军队，命令参政赵睿驻蒙化、副使胡心得驻腾冲、金事杨际熙驻永昌、陆通霄驻赵州(今云南凤仪)，与监军副使付宠江、忻督参将胡大宾等分道出击。同时，云南巡抚刘世曾、巡按董裕一起上疏朝廷，请求以南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寻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赶赴前线，全力反击。这时，缅王“应里亦西会缅甸、孟养、孟密、蛮莫、陇川兵于孟卯(今云南瑞丽)，东会车里及八百、孟良(今缅甸景栋)、木邦兵于孟炎(今缅甸兴威)，复并众入犯姚关”。刘蜓和邓子龙的部队“会诸夷兵”，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大破缅军于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地，杀死耿马土司罕虔和湾甸州土司景宗真，俘虏景真宗之弟宗材。
攀枝花大捷后，邓子龙发布“告各土司檄”的文告，号召各土司“与我同仇”、“奋身立功”，“慕义效忠，谬力赴敌，或助兵以隶行，或助晌以奉战士；为我侦候得其声息，为我反间携其党与，为我挟刀刺之帐中，为我遮截遇之关外，为我特角击其侵轶，为我设履绝其归路”。罕虔的儿子招罕、招色等逃往三尖山(在今耿马西)，与他们的叔叔一起，布置了五百多名药弩手，凭借险要的山势负隅顽抗。邓子龙从当地蒲人那儿得知上山小道，命令裨将邓勇等率领少数民族军队直捣敌军老巢，又在山后设下伏兵，前后夹击，活捉了招罕、招色、罕老等三十多人，杀敌五百余。接着，邓子龙的军队收复了湾甸、耿马。刘缀率领的军队长驱直入，于公元1583年农历12月逼近岳风盘踞的陇川。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岳风知道大势已去，命令妻子及部曲先来投降。刘蜓以送岳风的妻子回陇川为名，派兵直趋陇川以东的沙木笼山，占领险要之处，亲率大军进抵陇川。岳风知道已无法逃脱，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农历1月到刘挺军中投降，“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甲枪鞍、马蟒衣，并伪给关防一颗”。在此前几天，缅将散夺已骑象逃走，仅留数十缅人留守陇川。刘綎的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陇川，“夺获缅书、缅碗、缅银、缅伞、缅服、蟒牙、衣甲、刀枪、鞍马等衣物甚众”。刘挺的军队占领陇川后，乘胜前进，分兵三路进攻蛮莫，蛮莫土司兵败乞降。刘綎提出五项条件，要他在五天内作出答复：一是擒送陪臣；二是交出罕氏和干崖印信；三是献出缅王发给的印篆；四是交回被俘的居民；五是招降孟养。蛮莫土司只得接受投降条件，“擒献缅人一十八人，象一头，马五匹，并缅酋给伪关防一颗，诣军前投献”。
接着，刘綎的军队又收复了孟养和孟琏(今云南孟连)。刘綎击败缅军，收降岳风后“夷缅畏蜓，望风内附者踵至”，木邦罕凤、巡西(孟养)思义，都杀了缅甸使者，投归明朝政府。孟密思混也派他的弟弟前来投降，献出了大象和缅王发给的印章。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农历2月，刘挺在威运营(今缅甸曼昌瑞亨山)筑坛誓众，受誓的有孟养、木邦、陇川三地的宣慰使和孟密安抚使，誓词是：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格心求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至此，明军已收复了被缅军占领的全部领土。刘缀“纠合诸夷，献血剖符，定纵连横，合营进讨，”进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附近)。阿瓦缅军守将莽灼与缅王有矛盾，就投降了刘綎。
缅王得知后，就发兵进攻莽灼。这时明兵已返回，莽灼力不能敌，弃城内奔，途中病死于襄朴寨(今云南盈江)。缅王莽应里派他的儿子莽时据守阿瓦。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854年)农历5月，缅军再次入侵，攻占孟密，包围了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率五百人前去救援，一举击败数万敌军，立了一大功。明万历十一～十二年(公元1583～1584年)明军的自卫反击，以胜利而告结束，东吁王朝的势力基本上被赶出了木邦、孟养、蛮莫等广大地区，叛国投缅的岳风及其子襄乌被押送北京处死，边境地区的土司纷纷重新归顺明朝政府。
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九月，朝政府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了蛮莫、耿马两安抚司，孟琏、孟养两长官司，姚关、孟淋寨两千户数(都名为镇安)，并在蛮莫设立了大将行署，任命刘挺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为了对付缅军的象阵，刘挺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这些措施巩固了云南边防，加强了抵御缅军入侵的力量。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明朝政府命令元江土司那恕去招抚车里宣慰刀糯猛。嘉靖年间，车里曾“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在明军对缅自卫反击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糯猛复归，献训象，金屏、象牙诸物，谢罪”。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恢复了他的车里宣慰使的职务。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以后，缅军继续不断入侵我国云南边境。由于明朝政府的统治日趋腐朽，没有能够巩固从明万历十一～十二年自卫反击战所取得的成果，孟养、木邦等地区便先后为东吁王朝所控制。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冬，蛮莫安抚使思顺由于对刘綎及其部将的贪贿勒索不满，叛投缅甸东吁王朝。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也在暗中依附于缅甸。明朝政府在云南的地方官员按察使李材认为，不收复蛮莫、孟养两地就无法制止缅军入侵，于是他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司。孟养境内有密堵、送速两城(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这时仍为缅军占据。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孟养土司思威想要收复这两座城市，便联络了孟密思化、蛮莫思顺一起进兵，并要求明军援助。按察使李材、游击刘天傣派出明军前去配合作战，明军把总杜斌、李朝带兵不多，就把许多面明军的旗帜授与孟养兵，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两军相遇于遮浪。缅军看到到处是明军的旗帜，“以为汉兵(正规军)至，惊溃”，明军与土司兵乘胜追击，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另一名缅将散铎逃回阿瓦。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孟密思忠、蛮莫思顺又叛投缅甸，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决定以思忠为孟密宣抚使、思顺为蛮莫安抚使。由于这两人已投缅，明朝政府就让思忠的母亲罕洪、思顺的母亲罕送代替他们的儿子领印章。这年农历9月，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孟养土司思威逝世，明朝政府任命他的儿子思远为孟养宣慰使。次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思远和他的儿子逃入盏达(今云南盈江)。农历11月，缅军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罕烘等逃入陇川。缅军进攻陇川，被击退。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农历12月，明朝政府鉴于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腾震动”，重新起用了“先年破缅有功，谙熟夷情”的邓子龙。当时缅军包围了蛮莫，蛮莫土司思化向明廷告急。邓子龙率兵前往，赶到罗卜思庄(今云南梁河)。由于天气酷热，大军行动不便，裨将万国春在夜间率兵赶到蛮莫，到处燃起火炬。缅军以为明军大队人马赶到，就退走了。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缅军再次入侵蛮莫，思化逃到等炼山(今云南陇川)，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今云南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杀敌数百。明军把总李朝、岳顺战死。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底，缅军再次大举入犯，号称有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缅军在侵占蛮莫后，分兵三路，一路进攻腊撒(今云南陇川)，一路进攻遮放、芒市(今云南潞西)，一路进攻杉木龙。陇川土司多思顺拼死抵抗，但终于因寡不敌众，抵挡不住，被迫退入孟卯地区(今云南瑞丽)。
当时云南巡抚陈用宾锐意经营边防。缅军大举入侵时，他正在永昌。为了击退缅军，他率兵直入陇川，命令参将王一麟夺回等炼，中军卢承爵出雷哈，都指挥钱中选、张先声出蛮哈，守备张光吟出打线(雷哈、蛮哈、打线三地都在蛮莫安抚司境内)。明军师出顺利，收复了蛮莫，但由于产生了轻敌思想，急于向前推进，受到缅军伏击，损兵折将。宁州(今云南华宁)的目把坐骑陷入泥中，被缅军杀死。前锋既失利，后两营只得退回。缅军也无力追击。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陈用宾为了加强边防，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八关，八关址距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里至数百里不等。这八关就是神护关(今云南腾冲孟卡山)、万初关(今云南盈江布哈山)、巨石关(今云南盈江息马山)、铜壁关(今云南盈江布哈山)、铁壁关(今云南陇川)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清朝末年，在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这三关被划属缅甸)。缅军数扰八关，叛投缅甸的孟卯土司多俺“杀天马、汉龙两关工役”。广南(今云南广南)知府漆文昌派木邦土司罕钦杀了多俺，并在猛卯大兴屯田。在加强边防的同时，陈用宾又派人联络逼罗夹攻缅甸，逼罗方面口头上答应了，但摄于缅甸还很强大，未敢出兵。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缅军入侵蛮莫被击退，明军参将吴显忠斩杀缅将丙测。明朝政府仍然任命思化为蛮莫安抚使。从万历二十四～二十六年(公元2596～1598年)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由于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公元1584～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逼罗的战争，但由于有明军的支持，都遭到失败，公元1596年，逼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良渊等地的封建领主，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我云南边境。这就是包见捷在(缅略)中所说的：“自后(缅甸)屡为逼罗、得楞(孟族所攻，疲于奔命，不复内犯矣！”
在莽应里统治陷入危机时，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趁机在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向北扩张，侵犯中国云南地区。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他的军队进攻孟养，被明军击退。此后，孟养土司思轰和蛮莫思正“据险抗缅”。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缅军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宝井(开采玉石的矿井)，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出于无奈，只得杀了思正，并把他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缅军进攻思正时，孟养思轰曾兴兵救援，但是当他的军队赶到时，思正已被杀。缅军又占据了蛮莫。
思正被杀和蛮莫又落入缅军手中，使有识之士深以为忧。云南巡安宋兴祖在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农历11月上疏明廷，说：“此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顾臣窃有忧者，蛮莫当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栋，卒有蠢动，征调何及？”明朝政府兵部在次年上报万历帝说：“蛮莫、逃西，为三宣之襟喉，腾越之肘腋。因阿瓦结连诸夷，仇杀思正，使逆党多罕，占据蛮莫，塞我襟喉。今抚镇筹划于上，道将协谋于下，先击多罕，逆酋望风霄遁；后助思轰，缅贼倒戈而逃，则蛮莫已复，迩西已救，腾永之间，稍可息肩也。”
由此可见，英国人哈威在他的《缅甸史》中说“良渊侯曾确使中国引渡流亡在华之蛮莫土司，此举足之显示中国终已放弃其上缅甸之主权矣”，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缅军进攻孟密，向孟养思轰征兵。思轰拒绝了缅方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来使。于是缅军进攻孟养，思轰兵败身死。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缅军三十万进攻木邦，明军救兵不至，木邦失陷。陈用宾因此下狱被杀。
明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之间基本上停止了。这是因为：在中国方面，明朝政府的统治已陷于危机，再也无力收复被缅甸占领的广大地区；而在缅甸方面，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良渊侯死去，其子阿那毕隆继位，在侵占了中国的木邦后，即掉头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中缅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古代中国同邻国之间持续时间较长的一场战争。主要战场是在当时中国的“西南极边之地”。
这场战争的主要影响，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①严重破坏了木邦、孟养、孟密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当时属于我国云南西南地区的木邦、孟养、孟密等地区，由于同中国内地的交往日渐密切，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和矿业日趋繁荣。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宝藏之富，生齿之繁，莫如孟密”，“孟密东产宝石、产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巡西(孟养)产唬拍、产金。”“交易贾辐转，故物价常平。”东吁王朝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灾难，也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西南夷风土记》说：“应里(缅王)性极惨刻，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复以柴草，举火焚之，彼此纵观以为乐。江头城(一说今缅甸八莫，一说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由于战争的破坏，木邦也“残破雕敝不振。”
②战争给云南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苦难：
首先，是广大无辜的居民，惨遭缅军的屠杀。上述江头城居民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其次，战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抵御缅军入侵，明朝政府在边境地区驻扎了上万人的军队，其粮响主要靠云南内地供应。云南高原山路崎岖，大江奔腾，当时交通条件十分恶劣，“转输米，石运价至千金”！“至内地运铜之苦，又有不忍言者”，以致“诸郡邑不支”，“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遣户，不死而徙耳”。为了解决军队粮响问题，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以后，陈用宾开始在陇川、猛卯等地屯田，“然以瘴恶，屯者不能耕，西偏诸兵，糜公币如故”。
③影响到两国疆域的变化：
经过这场战争，明朝政府丧失了对孟养和木邦两宣慰司的统治，其范围相当于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那伽山脉以东直到掸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由掸族、低族、克钦族(景颇族)居住的地区，被并入缅甸后(一些地方在清初曾一度收复)，在封建时代和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当地土司头人都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加深了当地少数民族与缅族的隔阂，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缅甸政府独立以后，民族间题越来越严重，而缅北地区少数民族与缅甸政府的矛盾，就是缅甸*****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朝学者沈德符在谈到万历年间缅军入侵对中国西南地区所造成的危害时说：“云南自此虚耗矣”！
4.中缅边境地区的后史：
1936年，后来在五十年代末期成为缅甸政府总理的吴努与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学的*****中，被校方开除，他们加入了要求民族独立的“我缅人协会”。1937年，仰光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进入“协会”的领导层，“协会”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时的领导人是：昂山、吴努、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欣等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当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后来缅甸*****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9年8月19日，缅甸*****正式成立。昂山被选为总书记。党的领导人还有德钦巴欣、德钦梭、德钦巴丁。
缅甸*****从一开始，内部就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识分子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就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昂山为首的主张学习中国*****所走得争取独立的斗争方式，向往延安。觉温等人是昂山忠实的追随者；一派是以负责学生工作的德钦巴欣为首的亲苏派，主张应该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支持者是德钦梭等人。不过，当时两派在坚信共产主义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带着缅甸*****的介绍信到中国。从水路抵达厦门时，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软禁。昂山当时权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驱英国人不失为一良策。于是，便从厦门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潜回缅甸，召集当时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事宜。十日后，就有了缅甸历史有名的“三十志士赴日本”的记载。事实上，昂山此时也已经脱离了缅甸*****。
1941年，日寇入侵缅甸，新的殖民统治不仅更加疯狂的对缅甸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同时，对人民也施以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缅甸独立军一万五千人被解散，组成了三千人的国民军，由昂山任司令。但实际大权掌握在日寇“顾问团”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了“缅甸独立”的闹剧。巴莫担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昂山为国防部长，吴努为外交部长。
由德钦梭与德钦丹东领导的缅甸*****，于1943年初，在下缅甸的缅因德达耶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德钦梭做政治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活动。德钦梭被选为总书记。
1944年8月，德钦梭秘密到达仰光，与昂山等会谈，由双方发起成立一个团结抗日的组织。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领导人在吴努家中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领导人，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德钦梭任政治领导人，奈温也量重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了《逐驱日本法西斯》的“声明”。至1945年5月，“同盟”已发展成为缅甸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二十万人，掌握武装力量一万余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势力重新回到缅甸，由于昂山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同盟”内部在对待一系列与英人合作与独立形式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缅甸*****对于昂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946年10月10日，由于*****批评昂山*****罢工，“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缅甸*****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与掸、克钦、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国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签署了历史性的《班弄协议》，承认民族平等，强调了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同年7月19日上年10时，昂山在他的办公室里遇刺身亡。终年三十二岁。同年10月7日，英缅双方签定《英缅条约》，英国政府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条约》于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别被英国、缅甸临时议会通过。
由于缅甸*****与吴努在《条约》的独立条件上发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吴努与缅甸*****关于团结的谈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独立。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加剧，终于出现了“红旗*****”与“白旗*****”两种力量的存在。德钦梭是“红旗党”的代表。他在二战后，秘密赴苏联学习“经验”。回后，在缅甸中部地区组织了武装。“红旗派”的武装并没有因为其“红旗”的称谓而壮大，在缅甸独立后，其日渐衰败。武装力量在政府军的打击下不断地削弱，活动地域曾经退守至缅印边境一带。但是，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厄运。“红旗”勉强坚持到了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德钦梭于1972年被政府逮捕。
而德钦丹东主张向中国*****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的唯一选择。德钦丹东举得是“白旗”，被称之为“白旗*****”。“白派”先后在缅甸南部的勃固山区建立了武装力量。与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五十年代，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以勃固为根据地，在克耶邦、克伦邦发展了自已的势力和地盘。给缅甸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及其武装首当其冲。五十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甸*****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甸*****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七十年代缅甸*****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甸*****的高级领导人。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甸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一千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七百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重要背景之一。
*****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四十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甸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八十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排华事件，旅缅约八十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及其武装——缅甸*****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一百六十五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甸*****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甸*****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甸*****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甸*****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甸*****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甸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人民军的，是缅甸*****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本）。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甸*****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却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甸*****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甸*****中央所在地。
在缅甸*****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四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甸*****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甸*****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甸*****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甸*****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3月缅甸*****瓦解，已经有一大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甸*****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甸*****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甸*****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甸*****控制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百五十万～二百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三万人。
缅甸*****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甸*****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甸*****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甸*****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甸*****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甸*****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甸*****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甸*****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甸*****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在六十～七十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甸*****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甸*****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甸*****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甸*****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甸*****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边疆乡镇中少数五十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8.19”出现之后，整个缅甸*****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八十年代中期，缅甸*****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八十五家！
在缅甸*****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缅甸*****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甸*****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甸*****瓦解的*****，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甸*****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甸*****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甸*****东北军区第一旅的四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甸*****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第二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甸*****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叛乱。”是缅甸*****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甸*****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甸*****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甸*****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友祥、赵尼来二人在缅甸*****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甸*****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甸*****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友祥、赵尼来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友祥、赵尼来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甸*****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甸*****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明贤部中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就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甸*****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甸*****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余生。
缅甸*****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甸*****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1.汉族多氏：
据姓氏资料显示，多氏在商时有多父鼎，多氏始此。汉朝时期有多军之后。唐时坦丘郡六姓，一曰多氏。云南省夷姓亦有多氏，系剁姓所改。郡望为丹阳郡。在姓氏人数中排名第九百二十名。
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国内有一支姓氏为多氏，秦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楚汉相争，部分秦人的后代(含多氏一支)为躲避战乱四处迁徙，一支向南随吴、越国人的后代迁到东南沿海的东越国一带(今福建、广东地区)，史称吴越人。
关于多氏在东越国一带曾较繁荣的记载还见于《秦汉魏晋南北朝蛮、越、溪、俚诸族姓氏》资料中，在东越国较大的姓氏有：丁氏，吕氏，傜氏，华氏，革氏，吴氏，建氏，多氏，驺(邹)氏等。
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前256年)，在今福建及其邻接的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东部地区，散居着与华夏民族殊异的各种部族，史称“七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七闽之地曾先后为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诸侯强国的势力范围。战国中期，楚灭越后，越王族子孙流散于东南沿海各地，与当地土著部族融合，建立许多王国或君国。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摇，即在七闽之地称王，建立政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随即派兵南下平百越。无诸等战败，皆被废为君长。秦遂以其地为闽中郡(秦设闽中郡的具体时间无可考。但知《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称：“秦已并天下，(无诸、摇)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史记》又称“(闽中)自秦时弃弗属”。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大规模农民起义，旧诸侯乘机纷纷起兵反秦。无诸、摇等也率闽中兵随鄱阳令吴芮北上，与诸侯共灭秦，后又助汉伐楚，为汉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为此，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冶(今福建福州)，统治原闽中郡地区。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王朝又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其领土为今之闽西南、粤东、赣南地区。《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汉延以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复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温州)，领地为今之浙南、闽东北地区。这样，原闽中地区同时存在着三个王国。
闽越国重建后，国势日渐强盛，在今福州、邵武、建阳、崇安、浦城均建有城邑，其“甲卒不下数十万”，并多次侵扰邻国和汉的边郡。邻近汉的诸侯王便与闽越勾结，在汉有罪的官民也往往逃到闽越避难。《汉书·严助传》中记载：汉文帝初年，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处之上淦(今江西清江)”，南海之地遂归闽越所有。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年青的汉武帝不顾贵戚大臣太尉田蚡的反对，毅然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今江苏苏州)的水师南救东瓯。汉兵未到，闽越已撤兵退回，严助也没追击。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征讨。东越王余善自请率八千兵从楼船将军杨仆进讨南越。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余善得知杨仆上书请伐东越，汉军已屯驻边境，便起兵反汉。
汉武帝见东越已公开反汉，即发四路大军进攻东越。其部署是：以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今浙江余姚)航海南下；以楼船将军杨仆向武林方向进击；以中尉王温舒向梅岭方向进攻；以归汉的二位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从若邪(今浙江绍兴)、白沙(今浙江乐清)向南推进，对东越形成三面合击。东越据守武林的徇北将军曾一度打败汉军的几名校尉，杀了汉军长吏。至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楼船将军率军吏辕终古阵斩徇北将军，攻克武林，其余三路汉军也攻入东越境内。
东越另一将军多军，于汉朝大军到达时，即弃军归降，后被武帝封为无锡侯。于是汉天子说东越狭小而多险阻之地，闽越强悍，屡次反复无常。因而命令军官们率领全部东越民众迁徙到江淮一带居住。东越这地方变成了空虚之地。前往汉地的越衍侯吴阳受命回东越劝谕余善，余善不听。当横海将军从海上登陆时，吴阳即率其封邑七百余人反攻汉阳城(今浦城)，随后又与越建成侯傲、繇王居股合谋，杀了余善，率领部众向横海将军投降。至此，东越国亡。
多军后来做为无锡侯，就职于江苏无锡，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首领。到了汉征和四年(公元前*****)，因为汉武帝巫蛊事件牵连，多军的儿子多卯获罪，无锡做为候国的地位被废除，复置无锡县。而无锡一带，离三国和隋唐时期丹阳郡(南京)属地很近，加之古代地域大小不清，郡望之说又兴起于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所以多氏丹阳郡可认为是多军之后。因此，多氏起源于福建广东东部，后迁至江苏无锡一带。
在汉朝附庸国倭奴国(今日本国)历史上，曾有过四次移民高潮，其中大举迁入日本的汉族移民，最著名的是秦人集团和汉人集团。汉人集团的首领史称阿知使主(亦作阿智使主)，阿知使主自称汉灵帝后裔，史籍《续日本纪》中说是曾孙，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左右，三国归晋后，阿知使主及后代为避战乱，迁居朝鲜半岛南部，再渡海至日本。据公元九世纪中叶的《阪上系图》，阿知使主带来的汉人共分七大姓，即段氏、李氏、郭氏、朱氏、多氏、皂氏、高氏。阿知使主向当时的日本应神天皇奏言：“臣入朝之时，本乡人民往往离散，今闻偏在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望请遣使唤来。”应神天皇依奏遣使招引，于是“其人民男女，举落随使尽来”。汉人集团主要聚居在大和国桧隅郡(奈良)，后来因为“人众巨多，居地隘狭”，以“村主”为单位渐次迁居摄津、参河、近江、播磨、阿波诸国。阿知使主之子都加使主刘贺都，雄略天皇时受赐“直”姓，史籍也称“东汉直”或“倭汉直”，负责管理各地的汉人。
宋朝时期有名人多岳，但仅查得宋朝名士费德厚写的一首《多岳先生祠》，其它不详。其词为：“天荒初破起乡风，东普声名日愈隆。回想国人矜式处，先生功倍蜀文翁。”
唐朝时期的顿丘郡有六大姓，其中一姓即为多氏。顿丘郡，始建于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下领四县，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清丰、濮阳、内黄、南乐、范县等地，在北齐时废。
今天在河南清丰县的多氏为明朝时从河北阜城迁去的。后在宋朝中叶，多氏后人迁到了陕西渭南，中间过程暂无考证。但从家谱上可以得到佐证。
例如，多宏安(即多弘安，在清康熙年间先后任广东省灵山县知县、奉天府承德县知县、陕西延安府同知兼靖边郡丞、山吁河务郡承、江南淮安府同知、临安知府靳大司马、江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淮阳道)在族兄多象谦(字尊光，号怀凌，敕赠文林郎，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其文章为一代文坛领军人物)与夫人倪孺人合墓时，曾为之作铭，在碑文上有如是几句：“我家得姓受氏源远流长，自汉封候以来，宗族实繁于秦中，若在埠昌(阜城)，则从初迁始祖上溯，以建我兄弟，仅八世。”在汉朝时期，多氏封候者仅多军一人，可见渭南多氏是从汉朝无锡、丹阳郡迁到秦中，即陕西渭南。至于是什么时候过去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陕西渭南，从原来的多家祠堂灵台牌位上记述可以得知，陕西多氏族人可以追溯的始祖为多彦礼及妻姚氏，其以下有十人名讳，分别是多才兴、当伯道，蛮达达、天仲名、毛彦才、多道明、虎得林、多远、都文秀、多复礼。其中有一半的人不再姓多，改为他姓，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中的蛮达达、都文秀等人，可推断是在元朝期间与当权的蒙古族人关系密切，被赐姓为蒙古姓氏。另据灵台记载，贵祖以下有六人名讳不知详情，其中一人名多七，按当时军队的花名册，他在明洪武四年(公元年)，因为四丁抽一的政策，被抽充为城都府右卫军，后来，改调到顺天府武功右卫巾帽局。另有三十二人，只存名讳，不知世系，只知其中一人叫高经，住在西安三桥镇(今陕西西安西宝高速公路入口处)。其它只存名讳，不知世系的还有六十人，其中一人名多珩，曾官任夏邑训导。
在可以勉强考查出世系的人中，按灵台可排出第一～十三世，第一世为多从善，曾当过寿官；第二世为多宣，是个生员；第五世为多岩，任寿官；第六世多玉，曾任城都教授；第七世多学，曾任城都经历；第八世多允中，曾任新乐知县，第八世多建中，曾任兰州教授；第九世多名臣，曾任崞县县丞；第九世多宗臣、多盖臣，是庠生，多侨臣，是武生；第十世多大受，号敬修，曾任雒州教授；第十世多大任，号元贵，曾任占化县知县；第十世多大祚，号永锡，曾任南宫县县丞；第十一世多秉枢，是个拔贡生。这些人的世系估计也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往下排的。
现今，多氏族人相对集中分布于河北阜城县建桥镇建东、建北、建阳及东多、西多、东高庄、赵门、祁楼乡多城头等村，在河北霸州、河南清丰、淅川、山东冠县，北京、天津、甘肃等地亦有大量多氏人氏。
建桥镇，名称据传起源于村南有条河，在水灾泛滥时，人们无法渡过，后来，乡亲们合力建了一座桥，于是命名村庄为建桥。
在清朝年间，由于人们善于经商和地理位置的关系，建桥镇逐渐成为一个大的集镇，各种商家店铺林立，尤其以布匹生意为最多。每逢农历初一、初六，为建桥集市开市的日子，人们纷纷到这儿批发各种商品，赶建桥集。前后需要三天时间，才能看完各种商品，然后商贩们再将货物到各处贩卖。由于在商业上的作用，时有“一京二卫三建桥”之说。建桥镇有很多规模比较大的建筑，如永宁寺(今建东小学)、多家祠堂、商行、药铺等，其中永宁寺内的魁星阁最高，也比较出名，前来烧香、求签、还愿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将本已破坏的多家祠堂和永宁寺中的石碑用来修河堤，大炼钢铁，基本上毁灭贻尽。
建桥镇在历史上各种灾祸也比较多。清朝顺治年间，河内任丘地区有一拔土匪到处作乱，攻到建桥，当时的隐士多嘉祯以近七十高龄，组织乡里年轻人进行演练，抵抗匪兵，并杀死土匪多人，救了大量的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在太平天国时期，天国大将李开芳曾率兵打到阜城，后兵败而亡，太国天国起义从此也就不可抑制地走向了衰败。
建桥镇遭受最大破坏，是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从交河打到了建桥，由于人们的奋起抵抗，日寇一把火烧了建桥街，大火着了半个多月，几百年商贾重镇，从此化为一片灰烬。据老年人讲，当时的大火，晚上从几十里外都能看见，人们纷纷逃走避难。而后，日寇在建桥镇修建了炮楼。2000年，建桥镇的三个村庄联合铺设村内街道，由土面改为沥青面，在挖路时，有将近二十公分的黑灰层，据仅存的老人认定，那是闹日寇时被烧毁的各种布匹等什物。抗战胜利之际，在日寇兵败时，镇里曾收养过一个被日本人遗弃的小女孩，并抚养成人。后来她与该镇的一名中国青年结了婚，最后又回到了日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善良、伟大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卑鄙、可恶。
此外，日寇在阜城县其它地方也进行了多次大屠杀，前宋庄惨案就是其中一例。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6月1日，抗日武装回民支队马本斋部由冀中平原转移到该村，半日后离去，进驻孙镇。6月2日拂晓，盘踞阜城县城的日寇、外县各据点日寇、各地伪军共五百余人包围了前宋庄，在将老百姓们集中到一起后，逼问八路军马本斋部的去向。由于大家都坚决不说出八路军的去向，日寇就将大批老百姓填到村中的一眼井内，集体活活闷死。据当年的一位村民老人控诉，他曾被日寇用枪刺挑开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昏迷过去，在日寇走后，经人们抢救才活了过来，至今胸腹部还留着长长的疤痕。
2.傣族多氏：
⑴.云南德宏十大土司：
在中国云贵地区历史上的十大土司中，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德宏地区先后设立了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遮放宣抚司、盏达二副宣抚司，芒市安抚司、户撒长官司、腊撒长官司，勐卯安抚司、励板土千总，并称为云南地区“十土司”。
南甸宣抚司，在今云南梁河县。元朝时期设置为南甸路，明朝时期改置为南甸府，后又改为州。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升州为南甸宣抚司，以傣族刀氏世袭其职，辖地最广，南甸宣抚使号称“十司领袖”。到民国初年，刀氏改姓为龚氏。传至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二十九代。
干崖宣抚司，地处今云南盈江县东部。元朝时期设置为镇西路，明朝初期改为府，明正统九年(公元年)立为宣抚司，以原傣族首领刀帕便为宣抚使。新中国建立前传至刀威伯，共二十四代。
陇川宣抚司，在今云南陇川县。元朝时期分属麓川路、平缅路管辖，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立宣抚司，以傣族首领恭项为宣抚使。后恭项滥杀无辜，以多歪孟替之。从此，陇川宣抚司由多氏世袭其职。新中国建立前共传二十八代。
盏达副宣抚司，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南部。明正统年间设干崖宣抚司时，以思效为副长官，居于盏达。后思效逝世，其后代自相传承，九传至思韬，始授副宣抚司印救。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传至二十一世思鸿升，因案被革职，但仍有实力。
遮放副宣抚司，在今云南潞西遮放镇(今云南芒市)。明正统年间设立陇川宣抚司时，宣抚副使多怀们居于遮放，即后来的遮放副宣抚司，共传二十代。
芒市安抚司，在今云南潞西市。元朝时期设置为茫施路，明朝初期改置为府，明正统八年(公元1620年)升为安抚司。新中国建立前传二十四世至方御龙。
励卯安抚司，在今云南瑞丽市。元末明初设置麓川宣慰司，以傣族思氏为宣慰使，在“三征麓川”期间被革除，分其地置陇川宣抚司，同知多居励卯。明万历年间始置励卯安抚司，以思忠为安抚使，改姓氏为衍。新中国建立前传至衍景泰，共十八代。
户撒长官司，在今云南陇川县户撒乡东北部，其先祖为赖罗义，明正统年间任左哨把总。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立为长官司，共传八代。
腊撒长官司，在今云南陇川县户撒乡东南部。其先祖况本，明正统年间任把总，世守腊撒，传六代后改姓“盖”。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设长官司，任职共九传。
勐板土干总，在今云南潞西市勐戛镇。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设，新中国建立前传四代至蒋家杰。
⑵.陇川宣抚司多氏土司世家：
公元450年，居住在保山卡斯洼的傣族部落首领法赛练率三百六十七户，迁徙到今陇川坝尾南宛河旁定居。法赛练氏部落统治勐宛四百八十年，传十九代，九百余年，德昂族首领莽达良率众征服勐宛，在雷基(今洋人街)建立德昂王城。莽氏家族统治陇川三百零四年。公元1233年，勐宛被勐卯王混贺罕兼并。元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思可法立为勐卯王，迁都“姐兰”，建立麓川王国，并开始向德宏及保山地区扩张。明朝政府为巩固其统治，派兵“三征麓川”，于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立陇川宣抚司(正四品)。公元1447年，明朝庭废恭项，立原同知多歪孟为陇川宣抚使，沿袭二十八代，执政五百零三年。
陇川宣抚司管辖今云南陇川县地区。元朝时期分属麓川路、平缅路管辖，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立宣抚司，以傣族首领恭项为宣抚使。后恭项滥杀无辜，以多歪孟替之。从此，陇川宣抚司由多氏世袭其职。新中国建立前共传二十八代。
陇川，傣族语称“勐宛”，意为太阳照耀的地方。东汉时期归永昌郡哀牢县，唐朝时期的南诏时属永昌节度，宋朝时期属大理金齿。南宋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麓川思氏部酋兴起，在勐卯(今云南瑞丽)统一了几个部落，随之兼并勐宛(陇川)，建立了麓川王朝政权。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在麓川统辖范围设置了麓川路、平缅路(置首府于今陇川坝北)。至元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置麓川军民总管府，统管原麓川地。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在姐兰(今缅甸南坎)置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明朝政权推翻了元朝，在“三征麓川”后，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撤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立陇川宣抚司，辖今陇川、瑞丽、遮放及缅属高丽等地区。
清沿明制。到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设弹压委员，划入户撒、腊撒两司地。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改为行政委员，行署旱季住章凤，雨季住杉木笼。同年，户撒划归干崖，腊撒归勐卯。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改设陇川设治局，隶属云南第一殖边督办。
1950年5月陇川解放。1951年12月21日成立陇川县各民族联合政府，隶属保山专区管辖。同年10月，瑞、陇两县合并，称瑞丽县。1959年9月，瑞、陇分开，重置陇川县，隶属德宏州。
3.明朝时期中缅之战：
公元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初，即明嘉靖末年到万历年间，缅甸东吁王朝的军队入侵云南边境，引起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对双方的历史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并直接牵涉到两国边境的沿革史。
公元1531年，缅甸东吁王朝的莽瑞体继承王位后，即开始了统一缅甸的战争，到公元1551年莽瑞体死时，东吁王朝已经统一了缅甸中南部的广大地区。公元1551年莽应龙继位东吁国王，从公元1553年起开始进兵上缅甸。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莽应龙的军队攻占阿瓦，消灭了阿瓦王朝，接着继续北进，给中国西南的云南边境造成了威胁。
明朝初期，明朝政府在云南极边之地设有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八莫、开泰、伊洛瓦底江、那伽山脉，治所在今缅甸孟养)、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掸邦，治所在今缅甸兴威)、缅甸军民宣慰司(佤族阿瓦王朝，臣属于明朝政府，今缅甸曼德勒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掸邦、泰国清迈)、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今云南西双版纳)、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今老挝)。当时明朝政府授与当地上层分子以宣慰使的职衔，这些土司则接受明朝政府的封号，服从云南三司(即都挥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皆在西南极边，明朝政府的统治常常是鞭长莫及，当地土司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宣慰使司如缅甸、八百、老挝，实际上成了独立国家。由于东吁王朝的侵袭，到公元1575年，木邦、蛮莫都已处于在缅甸控制之下。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缅甸又大举进攻孟养。面对缅军的入侵，孟养土司思个一面积极准备抵抗，一面向明朝政府的地方政权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得到报告，要求思个坚守待援，同时准备部署军事行动。他用重金招募往来于中缅边境的商人，派他们深入缅人控制地区，侦察其山川道路、兵马粮响等情况，又传檄邻近的各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在摸清缅军方面的情况后，即发兵前往增援。农历12月，官军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将赶到，极为振奋，命令手下头目乌禄刺率一万多人马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他自己则率兵埋伏在戛撒(在今缅甸杰沙)地势险隘之处，*****缅军深入。缅军果然进攻戛撒，思个坚壁固守，不与之战。缅军欲进不能，粮道又被截断，陷入了困境，“饥甚，以摄金易合米，始屠象马，既剥树皮，掘草根，军中疫作，死者山积”。
走投无路的缅军只得向思个求和，遭到拒绝。思个派出使者，要求援兵迅速赶来，歼灭缅军。但是，当时的云南巡抚王凝“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他根本不谙边情，对于抗击缅军入侵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害怕“兵兴祸速”，急忙传罗汝芳，不准他发兵增援思个。“汝芳接檄愤恨，投债于地，大骂而罢”，只得撤兵。思个久等而不见援兵来，大为失望，又得知陷于困境的缅军逃跑，“率兵追之，且追且杀，缅兵大败，生还者什不一二”。缅军这次进犯孟养虽然遭到惨败，但是，由于明朝政府的政府军未能增援思个，全歼入侵的缅军，“一时士民以为大失机会”。
尽管缅军不断入侵，已经控制了云南边境的许多地区，但是明朝政府对于云南边境的军事形势却是昏昏然，既没有支持边境地区积极抗击缅军进犯的土司，也没有采纳有识之士的建议。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陈文遂出任云南巡抚，鉴于边境的严重局势，提出“檄诸夷，抚三宣，设将领，筑城垣”等十策，“锐意请上经营”，“然与时见相抵悟，事亦寝”。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朝政府又“遣使将迄西(孟养)所俘瑞体兵象，俏以金币诸物还瑞体”，还“好言慰谕之”。但是，缅王却不领明朝政府的这番情，“使回，缅不称谢”。
由于明朝政府对东吁势力的扩张采取了姑息政策，又不加强边防，这就使云南边境的抗缅爱国土司陷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处境，而缅军则得以卷土重来，乘虚而入。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缅军再次进攻孟养，“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断执，送瑞体”，“不屈遇害”。于是，缅甸“尽并孟养地”。至此，孟密、木邦、孟养等大片土地都沦于东吁王朝统治之下，尽管如此，明朝政府还是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击措施，相反，在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云南巡抚饶仁侃又派人去招抚缅甸，但是缅王不予理睬。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缅王莽应龙死去，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他继承王位后，继续竭力向北扩张。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缅军袭破干崖进入姚关(今云南施甸姚关)。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农历1月，缅军焚掠施甸(今云南施甸)，进攻顺宁(今云南凤庆)、盏达(今云南盈江莲花街)，所到之处“杀掠无算”，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缅甸军队在云南境内攻城掠地，杀人放火，而且居然深入到顺宁府境，窥视腾越、永昌、大理(今云南大理)、蒙化(今云南魏山)、景东(今云南景东)等地，明廷为之震动。
云南地方当局急忙采取行动，对付缅军入侵。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昌柞从昆明移驻洱海，巡抚都御史刘世曾也移驻楚雄(今云南楚雄)，调动数万军队，命令参政赵睿驻蒙化、副使胡心得驻腾冲、金事杨际熙驻永昌、陆通霄驻赵州(今云南凤仪)，与监军副使付宠江、忻督参将胡大宾等分道出击。同时，云南巡抚刘世曾、巡按董裕一起上疏朝廷，请求以南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寻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赶赴前线，全力反击。这时，缅王“应里亦西会缅甸、孟养、孟密、蛮莫、陇川兵于孟卯(今云南瑞丽)，东会车里及八百、孟良(今缅甸景栋)、木邦兵于孟炎(今缅甸兴威)，复并众入犯姚关”。刘蜓和邓子龙的部队“会诸夷兵”，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大破缅军于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地，杀死耿马土司罕虔和湾甸州土司景宗真，俘虏景真宗之弟宗材。
攀枝花大捷后，邓子龙发布“告各土司檄”的文告，号召各土司“与我同仇”、“奋身立功”，“慕义效忠，谬力赴敌，或助兵以隶行，或助晌以奉战士；为我侦候得其声息，为我反间携其党与，为我挟刀刺之帐中，为我遮截遇之关外，为我特角击其侵轶，为我设履绝其归路”。罕虔的儿子招罕、招色等逃往三尖山(在今耿马西)，与他们的叔叔一起，布置了五百多名药弩手，凭借险要的山势负隅顽抗。邓子龙从当地蒲人那儿得知上山小道，命令裨将邓勇等率领少数民族军队直捣敌军老巢，又在山后设下伏兵，前后夹击，活捉了招罕、招色、罕老等三十多人，杀敌五百余。接着，邓子龙的军队收复了湾甸、耿马。刘缀率领的军队长驱直入，于公元1583年农历12月逼近岳风盘踞的陇川。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岳风知道大势已去，命令妻子及部曲先来投降。刘蜓以送岳风的妻子回陇川为名，派兵直趋陇川以东的沙木笼山，占领险要之处，亲率大军进抵陇川。岳风知道已无法逃脱，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农历1月到刘挺军中投降，“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甲枪鞍、马蟒衣，并伪给关防一颗”。在此前几天，缅将散夺已骑象逃走，仅留数十缅人留守陇川。刘綎的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陇川，“夺获缅书、缅碗、缅银、缅伞、缅服、蟒牙、衣甲、刀枪、鞍马等衣物甚众”。刘挺的军队占领陇川后，乘胜前进，分兵三路进攻蛮莫，蛮莫土司兵败乞降。刘綎提出五项条件，要他在五天内作出答复：一是擒送陪臣；二是交出罕氏和干崖印信；三是献出缅王发给的印篆；四是交回被俘的居民；五是招降孟养。蛮莫土司只得接受投降条件，“擒献缅人一十八人，象一头，马五匹，并缅酋给伪关防一颗，诣军前投献”。
接着，刘綎的军队又收复了孟养和孟琏(今云南孟连)。刘綎击败缅军，收降岳风后“夷缅畏蜓，望风内附者踵至”，木邦罕凤、巡西(孟养)思义，都杀了缅甸使者，投归明朝政府。孟密思混也派他的弟弟前来投降，献出了大象和缅王发给的印章。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农历2月，刘挺在威运营(今缅甸曼昌瑞亨山)筑坛誓众，受誓的有孟养、木邦、陇川三地的宣慰使和孟密安抚使，誓词是：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格心求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至此，明军已收复了被缅军占领的全部领土。刘缀“纠合诸夷，献血剖符，定纵连横，合营进讨，”进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附近)。阿瓦缅军守将莽灼与缅王有矛盾，就投降了刘綎。
缅王得知后，就发兵进攻莽灼。这时明兵已返回，莽灼力不能敌，弃城内奔，途中病死于襄朴寨(今云南盈江)。缅王莽应里派他的儿子莽时据守阿瓦。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854年)农历5月，缅军再次入侵，攻占孟密，包围了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率五百人前去救援，一举击败数万敌军，立了一大功。明万历十一～十二年(公元1583～1584年)明军的自卫反击，以胜利而告结束，东吁王朝的势力基本上被赶出了木邦、孟养、蛮莫等广大地区，叛国投缅的岳风及其子襄乌被押送北京处死，边境地区的土司纷纷重新归顺明朝政府。
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九月，朝政府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了蛮莫、耿马两安抚司，孟琏、孟养两长官司，姚关、孟淋寨两千户数(都名为镇安)，并在蛮莫设立了大将行署，任命刘挺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为了对付缅军的象阵，刘挺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这些措施巩固了云南边防，加强了抵御缅军入侵的力量。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明朝政府命令元江土司那恕去招抚车里宣慰刀糯猛。嘉靖年间，车里曾“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在明军对缅自卫反击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糯猛复归，献训象，金屏、象牙诸物，谢罪”。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恢复了他的车里宣慰使的职务。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以后，缅军继续不断入侵我国云南边境。由于明朝政府的统治日趋腐朽，没有能够巩固从明万历十一～十二年自卫反击战所取得的成果，孟养、木邦等地区便先后为东吁王朝所控制。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冬，蛮莫安抚使思顺由于对刘綎及其部将的贪贿勒索不满，叛投缅甸东吁王朝。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也在暗中依附于缅甸。明朝政府在云南的地方官员按察使李材认为，不收复蛮莫、孟养两地就无法制止缅军入侵，于是他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司。孟养境内有密堵、送速两城(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这时仍为缅军占据。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孟养土司思威想要收复这两座城市，便联络了孟密思化、蛮莫思顺一起进兵，并要求明军援助。按察使李材、游击刘天傣派出明军前去配合作战，明军把总杜斌、李朝带兵不多，就把许多面明军的旗帜授与孟养兵，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两军相遇于遮浪。缅军看到到处是明军的旗帜，“以为汉兵(正规军)至，惊溃”，明军与土司兵乘胜追击，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另一名缅将散铎逃回阿瓦。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孟密思忠、蛮莫思顺又叛投缅甸，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决定以思忠为孟密宣抚使、思顺为蛮莫安抚使。由于这两人已投缅，明朝政府就让思忠的母亲罕洪、思顺的母亲罕送代替他们的儿子领印章。这年农历9月，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孟养土司思威逝世，明朝政府任命他的儿子思远为孟养宣慰使。次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思远和他的儿子逃入盏达(今云南盈江)。农历11月，缅军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罕烘等逃入陇川。缅军进攻陇川，被击退。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农历12月，明朝政府鉴于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腾震动”，重新起用了“先年破缅有功，谙熟夷情”的邓子龙。当时缅军包围了蛮莫，蛮莫土司思化向明廷告急。邓子龙率兵前往，赶到罗卜思庄(今云南梁河)。由于天气酷热，大军行动不便，裨将万国春在夜间率兵赶到蛮莫，到处燃起火炬。缅军以为明军大队人马赶到，就退走了。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缅军再次入侵蛮莫，思化逃到等炼山(今云南陇川)，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今云南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杀敌数百。明军把总李朝、岳顺战死。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底，缅军再次大举入犯，号称有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缅军在侵占蛮莫后，分兵三路，一路进攻腊撒(今云南陇川)，一路进攻遮放、芒市(今云南潞西)，一路进攻杉木龙。陇川土司多思顺拼死抵抗，但终于因寡不敌众，抵挡不住，被迫退入孟卯地区(今云南瑞丽)。
当时云南巡抚陈用宾锐意经营边防。缅军大举入侵时，他正在永昌。为了击退缅军，他率兵直入陇川，命令参将王一麟夺回等炼，中军卢承爵出雷哈，都指挥钱中选、张先声出蛮哈，守备张光吟出打线(雷哈、蛮哈、打线三地都在蛮莫安抚司境内)。明军师出顺利，收复了蛮莫，但由于产生了轻敌思想，急于向前推进，受到缅军伏击，损兵折将。宁州(今云南华宁)的目把坐骑陷入泥中，被缅军杀死。前锋既失利，后两营只得退回。缅军也无力追击。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陈用宾为了加强边防，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八关，八关址距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里至数百里不等。这八关就是神护关(今云南腾冲孟卡山)、万初关(今云南盈江布哈山)、巨石关(今云南盈江息马山)、铜壁关(今云南盈江布哈山)、铁壁关(今云南陇川)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清朝末年，在中英勘定滇缅边界时，这三关被划属缅甸)。缅军数扰八关，叛投缅甸的孟卯土司多俺“杀天马、汉龙两关工役”。广南(今云南广南)知府漆文昌派木邦土司罕钦杀了多俺，并在猛卯大兴屯田。在加强边防的同时，陈用宾又派人联络逼罗夹攻缅甸，逼罗方面口头上答应了，但摄于缅甸还很强大，未敢出兵。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缅军入侵蛮莫被击退，明军参将吴显忠斩杀缅将丙测。明朝政府仍然任命思化为蛮莫安抚使。从万历二十四～二十六年(公元2596～1598年)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由于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公元1584～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逼罗的战争，但由于有明军的支持，都遭到失败，公元1596年，逼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良渊等地的封建领主，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我云南边境。这就是包见捷在(缅略)中所说的：“自后(缅甸)屡为逼罗、得楞(孟族所攻，疲于奔命，不复内犯矣！”
在莽应里统治陷入危机时，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趁机在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向北扩张，侵犯中国云南地区。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他的军队进攻孟养，被明军击退。此后，孟养土司思轰和蛮莫思正“据险抗缅”。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缅军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宝井(开采玉石的矿井)，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出于无奈，只得杀了思正，并把他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缅军进攻思正时，孟养思轰曾兴兵救援，但是当他的军队赶到时，思正已被杀。缅军又占据了蛮莫。
思正被杀和蛮莫又落入缅军手中，使有识之士深以为忧。云南巡安宋兴祖在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农历11月上疏明廷，说：“此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顾臣窃有忧者，蛮莫当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栋，卒有蠢动，征调何及？”明朝政府兵部在次年上报万历帝说：“蛮莫、逃西，为三宣之襟喉，腾越之肘腋。因阿瓦结连诸夷，仇杀思正，使逆党多罕，占据蛮莫，塞我襟喉。今抚镇筹划于上，道将协谋于下，先击多罕，逆酋望风霄遁；后助思轰，缅贼倒戈而逃，则蛮莫已复，迩西已救，腾永之间，稍可息肩也。”
由此可见，英国人哈威在他的《缅甸史》中说“良渊侯曾确使中国引渡流亡在华之蛮莫土司，此举足之显示中国终已放弃其上缅甸之主权矣”，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缅军进攻孟密，向孟养思轰征兵。思轰拒绝了缅方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来使。于是缅军进攻孟养，思轰兵败身死。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缅军三十万进攻木邦，明军救兵不至，木邦失陷。陈用宾因此下狱被杀。
明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之间基本上停止了。这是因为：在中国方面，明朝政府的统治已陷于危机，再也无力收复被缅甸占领的广大地区；而在缅甸方面，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良渊侯死去，其子阿那毕隆继位，在侵占了中国的木邦后，即掉头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中缅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古代中国同邻国之间持续时间较长的一场战争。主要战场是在当时中国的“西南极边之地”。
这场战争的主要影响，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①严重破坏了木邦、孟养、孟密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当时属于我国云南西南地区的木邦、孟养、孟密等地区，由于同中国内地的交往日渐密切，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和矿业日趋繁荣。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宝藏之富，生齿之繁，莫如孟密”，“孟密东产宝石、产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巡西(孟养)产唬拍、产金。”“交易贾辐转，故物价常平。”东吁王朝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灾难，也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西南夷风土记》说：“应里(缅王)性极惨刻，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复以柴草，举火焚之，彼此纵观以为乐。江头城(一说今缅甸八莫，一说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由于战争的破坏，木邦也“残破雕敝不振。”
②战争给云南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苦难：
首先，是广大无辜的居民，惨遭缅军的屠杀。上述江头城居民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其次，战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抵御缅军入侵，明朝政府在边境地区驻扎了上万人的军队，其粮响主要靠云南内地供应。云南高原山路崎岖，大江奔腾，当时交通条件十分恶劣，“转输米，石运价至千金”！“至内地运铜之苦，又有不忍言者”，以致“诸郡邑不支”，“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遣户，不死而徙耳”。为了解决军队粮响问题，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以后，陈用宾开始在陇川、猛卯等地屯田，“然以瘴恶，屯者不能耕，西偏诸兵，糜公币如故”。
③影响到两国疆域的变化：
经过这场战争，明朝政府丧失了对孟养和木邦两宣慰司的统治，其范围相当于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那伽山脉以东直到掸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由掸族、低族、克钦族(景颇族)居住的地区，被并入缅甸后(一些地方在清初曾一度收复)，在封建时代和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当地土司头人都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加深了当地少数民族与缅族的隔阂，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缅甸政府独立以后，民族间题越来越严重，而缅北地区少数民族与缅甸政府的矛盾，就是缅甸*****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朝学者沈德符在谈到万历年间缅军入侵对中国西南地区所造成的危害时说：“云南自此虚耗矣”！
4.中缅边境地区的后史：
1936年，后来在五十年代末期成为缅甸政府总理的吴努与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学的*****中，被校方开除，他们加入了要求民族独立的“我缅人协会”。1937年，仰光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进入“协会”的领导层，“协会”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时的领导人是：昂山、吴努、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欣等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当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后来缅甸*****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9年8月19日，缅甸*****正式成立。昂山被选为总书记。党的领导人还有德钦巴欣、德钦梭、德钦巴丁。
缅甸*****从一开始，内部就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识分子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就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昂山为首的主张学习中国*****所走得争取独立的斗争方式，向往延安。觉温等人是昂山忠实的追随者；一派是以负责学生工作的德钦巴欣为首的亲苏派，主张应该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支持者是德钦梭等人。不过，当时两派在坚信共产主义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带着缅甸*****的介绍信到中国。从水路抵达厦门时，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软禁。昂山当时权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驱英国人不失为一良策。于是，便从厦门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潜回缅甸，召集当时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事宜。十日后，就有了缅甸历史有名的“三十志士赴日本”的记载。事实上，昂山此时也已经脱离了缅甸*****。
1941年，日寇入侵缅甸，新的殖民统治不仅更加疯狂的对缅甸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同时，对人民也施以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缅甸独立军一万五千人被解散，组成了三千人的国民军，由昂山任司令。但实际大权掌握在日寇“顾问团”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了“缅甸独立”的闹剧。巴莫担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昂山为国防部长，吴努为外交部长。
由德钦梭与德钦丹东领导的缅甸*****，于1943年初，在下缅甸的缅因德达耶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德钦梭做政治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活动。德钦梭被选为总书记。
1944年8月，德钦梭秘密到达仰光，与昂山等会谈，由双方发起成立一个团结抗日的组织。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领导人在吴努家中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领导人，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德钦梭任政治领导人，奈温也量重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了《逐驱日本法西斯》的“声明”。至1945年5月，“同盟”已发展成为缅甸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二十万人，掌握武装力量一万余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势力重新回到缅甸，由于昂山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同盟”内部在对待一系列与英人合作与独立形式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缅甸*****对于昂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946年10月10日，由于*****批评昂山*****罢工，“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缅甸*****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与掸、克钦、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国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签署了历史性的《班弄协议》，承认民族平等，强调了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同年7月19日上年10时，昂山在他的办公室里遇刺身亡。终年三十二岁。同年10月7日，英缅双方签定《英缅条约》，英国政府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条约》于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别被英国、缅甸临时议会通过。
由于缅甸*****与吴努在《条约》的独立条件上发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吴努与缅甸*****关于团结的谈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独立。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加剧，终于出现了“红旗*****”与“白旗*****”两种力量的存在。德钦梭是“红旗党”的代表。他在二战后，秘密赴苏联学习“经验”。回后，在缅甸中部地区组织了武装。“红旗派”的武装并没有因为其“红旗”的称谓而壮大，在缅甸独立后，其日渐衰败。武装力量在政府军的打击下不断地削弱，活动地域曾经退守至缅印边境一带。但是，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厄运。“红旗”勉强坚持到了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德钦梭于1972年被政府逮捕。
而德钦丹东主张向中国*****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的唯一选择。德钦丹东举得是“白旗”，被称之为“白旗*****”。“白派”先后在缅甸南部的勃固山区建立了武装力量。与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五十年代，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以勃固为根据地，在克耶邦、克伦邦发展了自已的势力和地盘。给缅甸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及其武装首当其冲。五十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甸*****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甸*****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七十年代缅甸*****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甸*****的高级领导人。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甸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一千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七百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重要背景之一。
*****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四十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甸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八十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排华事件，旅缅约八十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及其武装——缅甸*****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一百六十五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甸*****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甸*****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甸*****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甸*****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甸*****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甸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人民军的，是缅甸*****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本）。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甸*****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却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甸*****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甸*****中央所在地。
在缅甸*****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四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甸*****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甸*****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甸*****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甸*****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3月缅甸*****瓦解，已经有一大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甸*****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甸*****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甸*****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甸*****控制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百五十万～二百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三万人。
缅甸*****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甸*****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甸*****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甸*****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甸*****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甸*****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甸*****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甸*****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甸*****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甸*****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在六十～七十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甸*****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甸*****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甸*****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甸*****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甸*****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边疆乡镇中少数五十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8.19”出现之后，整个缅甸*****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八十年代中期，缅甸*****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八十五家！
在缅甸*****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缅甸*****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甸*****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甸*****瓦解的*****，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甸*****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甸*****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甸*****东北军区第一旅的四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甸*****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第二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甸*****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叛乱。”是缅甸*****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甸*****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甸*****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甸*****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友祥、赵尼来二人在缅甸*****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甸*****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甸*****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友祥、赵尼来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友祥、赵尼来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甸*****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甸*****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明贤部中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就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甸*****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甸*****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余生。
缅甸*****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甸*****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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