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氏碑刻

裴氏碑刻





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巨族，上自周秦，下迄于今，绵延两千余年。唐朝宰相张说所撰《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载：“其先出于嬴姓，伯益之后也。秦则裴侯始封，汉则侍中受职，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三子尊为三祖，望高士族。”特别是到了隋唐之世，裴氏家族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正史立传与载列者六百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三千余人。上下两千年，裴氏先后出现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驸马21人，进士68人。



裴氏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碑刻。由于岁月沧桑，战火不断，现多已散佚不可考。但从裴氏碑馆内存藏的碑碣和《裴氏世谱·碑志》中收录的碑铭来看，仍有稀世珍品。它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现存的裴氏碑刻档案，最早的是东汉永和二年(137年)的《裴岑纪功碑》，最迟的是清朝咸丰七年(1857年)的《清谱序碑》，前后时间跨度长达1720年，几乎贯穿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始末。如果把裴氏碑刻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几乎就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裴氏家族的显要地位，使得裴氏子孙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裴氏碑刻档案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裴岑纪功碑跋》中记有“惟汉永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首部众，克敌全师”的军事行动。《唐平淮西碑》记有唐朝淮西藩镇吴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到李“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的战事经过。《裴仆射济州遗爱碑》记有唐朝宰相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时，适逢“天灾流行，河水决溢，蝗虫避境”，“公急人之虞，分帝之忧，御衣假寐，对案辍食，不候驾而星迈，不入门而雨行，议堤防也”的治洪之事。《巡抚裴公墓志》记有清朝巡抚裴宗锡任青州知府时，“引博兴湖、大清河、小清河诸水，开稻田数千顷。沮洳之地，潴之为塘，种莲藕，隙地则种柳及波罗树，教民养山蚕，野无旷土，民至今享其利”的发展生产之事，等等。裴氏碑刻档案以其深厚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裴氏碑刻作为传统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碑身、碑文、书法三者的完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它是雕刻艺术、文学艺术、书法艺术的综合体现。如：北周天和三年(568年)的记录中州刺史、九曲城主裴鸿功绩的《裴鸿碑》，书法稳健，刚劲有力，汉隶与魏碑合一，为全国书法名碑。记录唐朝宰相裴光庭功绩的《裴光庭碑》，碑身方形，为两面刻，正面为唐玄宗草书体，阴面由名相张九龄撰文，玄宗御笔行楷，书法隽丽遒劲，均为翰墨中之珍品。特别是记录唐朝名相裴度功绩的《唐平淮西碑》，由唐代古文大家韩愈撰文。李商隐在《韩碑》一诗中描写该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碑文“点窜《尧曲》《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因该碑认为裴度运筹帷幄的功劳第一，引起了李的不满。据《旧唐书·韩愈传》载：“不平之。妻出入禁中，因诉碑文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但千余年来，此碑一直为世人所敬仰，直到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由刑部员外郎锺秀等人重立，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著名书法家祁隽藻书丹。该碑由四通巨碑组成，一连四石，为方座。字大如拳，气势磅礴，且石质精细，刻工绝佳。由于该碑文章好，书法好，镌工好，故又称“三绝碑”。



裴氏第二十六代裔孙、西晋史学家裴松之认为：“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裴氏碑刻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十分珍贵的。我们要本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原则，加大对裴氏碑刻档案的研究和开发力度，使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