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麻、枲、𣏟，读音作mǎ(ㄇㄚˊ)]←“麻”的古体字“𣏟”显示不出来者，请安装《方正超大汉字集库》。
姓氏渊源：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周朝时期楚国大夫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地名为氏。
著名的汉朝姓氏学家应劭在《氏姓》中记载：“麻氏，齐大夫麻婴之后，汉麻光為御史大夫，又麻达注《论语》。”
实际上，春秋时期的楚国，有公族大夫食采于麻邑(今安徽砀山)，其后代子孙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称麻氏。
在春秋中期的周简王姬夷二十四年(齐庄公姜购六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内乱，大夫崔抒弑杀齐庄公，自为右相，以姜庆封为左相。
到了周简王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姜庆封在争*****势中落败被逐，逃奔吴国，吴王余祭封其居于朱方(今江苏镇江)。农历7月，楚灵王芈围(熊虔)为了恢复楚国的霸主地位，统领诸国联军伐吴国，先攻克朱方，执杀庆封并灭其族。楚灵王在还军时，又顺手灭了赖国(今湖北宜城)，之后命人在赖国筑城，打算迁许国于该地。楚灵王复霸心愿初步实现，所谓“召诸侯而来，战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
正当楚灵王向东扩张取得进展时，吴国也毫不示弱。得知庆封被杀后，吴王余祭怒曰：“庆封穷来奔吴，封之朱方，以效不恨士也。”即率吴国大军于同年冬季反击楚国，一举攻占楚国境内的麻(今安徽砀山)、棘(今河南永城)、栎(今河南禹县)三邑，楚军一时溃不成军。第二年，楚灵王怨恨吴国为庆封之事而大举攻楚，并夺走三邑之地，心恨不解，率军再次伐吴国，楚军进至乾溪(今安徽利辛汝集镇)，吴王余祭突出两军夹击，楚军又大败，只得退走。
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楚国麻邑之尹麻婴逃赴齐国，在齐国出任大夫，将麻氏族人分播至山东地区，世代相传至今。
本书按：
在诸多文献中，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麻邑指认为今湖北麻城，并将麻城认为是麻氏发源地，将齐国麻氏与楚国麻氏分认两支，这是错误的！
本书考证，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麻邑”是指今安徽省西北部的砀山县，该地因盛产黄麻以及麻织物而得名，一直沿用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末期，秦国占据麻邑，因境内有砀山，因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置砀郡及砀县，至隋朝时期方改为砀山县。
今湖北麻城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朝、汉朝一直称作“柏举”，直到东晋末期，因后赵国大将麻秋在该地筑城，方始得名“麻城”，在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始改称麻城县。
因此，今湖北麻城绝不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麻邑混为一谈。而齐鲁麻氏与荆楚麻氏同为一源，并非两出。
另外，古地名“乾溪”万万不可写作“干溪”，那是一种很愚蠢的笑话，就如同将“乾坤”写作“干坤”一样。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战国时期秦国麻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麻邑，就是古麻隧，位置在春秋时期秦国的都城咸阳附近，就是今陕西省咸阳市的泾阳县。春秋时期，晋、秦两国在麻邑爆发了著名的“麻隧之战”。
麻隧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 年)，是晋景公姬孺霸业的持续。晋国自“殽山战役”以后，霸业受到秦、楚联盟的困扰，一直陷于对秦、楚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所以，在晋灵公、晋成公执政时期，霸业中衰，楚国在中原占据了支配地位。到了晋景公执政时期，采取了几项新的部署：其一，消灭赤狄，改善晋国的战略地位；其二，在鞍之战(公元前589 年)中战胜齐国，打破了齐、楚联盟，逼迫齐国向晋国靠拢；其三，派巫臣通吴国，联吴制楚，在楚国侧翼扶植其心腹大患；其四，拆散秦、楚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其中的前三项部署，晋景公已经完成，中原战略形势已向有利于晋国方向发展。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 年)冬，晋景公主动释放楚国战俘钟仪，让他回国为晋国通好。楚共王熊审也派公子辰回报晋国，“请修好，结成”。次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茷至楚国回报公子辰之聘。一时之间，晋、楚之间出现了媾和的局面。但当年农历5月，晋景公忽然病故。不过，继位的晋厉公继立后仍奉行和楚政策。在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宋国大夫华元利用晋、楚两国的愿望，促成了晋、楚两国的和议。次年农历5月，晋国大夫士燮会见楚国大夫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形成了晋、楚间第一次和局即“弭兵之和”。晋国大夫郤至到楚国，楚国大夫公子罢至晋国，互相聘问。
晋、楚的和局，实质上是晋国拆散了秦、楚联盟，实现了各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正当晋、楚两国间谋和的时候，晋厉公也对秦作出了和平试探。两君曾约定在令狐(今山西临猗)相会。这年冬天，晋厉公先至会所，而秦桓公嬴榮不肯渡河，仅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结盟。晋国也只好派大夫郤犨到河西同秦桓公结盟。秦国对这次结盟并无诚意，归国后秦桓公即背叛了令狐之盟，并联络楚国和狄人共谋伐晋国。楚共王拒绝了秦国的要求，并向晋国通报了情况。晋固有见秦、楚联盟有了裂痕，立刻抓住时机，全力西向对付秦国与白狄。晋、秦两国的“麻隧之战”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
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 年)秋季，秦桓公联合白狄攻击晋国，晋国在交刚击败了白狄。次年的(公元前578 年)，晋厉公一面派使者征集诸侯军队，准备伐秦国；一面在农历4月5日派吕相(魏相)赴秦国，宣布与秦国断绝关系。其说辞是迄今所见春秋史上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也是一篇讨秦檄文。该文文笔犀利，语言生动，它历数晋、秦两国之间数十年的积怨，把责任全推到秦国一边，把秦国描绘成三心二意、背信弃德的国家。在政治上，它起到了动员诸侯参与伐秦的作用，也使楚国失去联秦、救秦的理由。这篇文告充分显示了晋国君臣在政治与外交斗争中的高超智慧。
农历5月初，晋厉公率晋军并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直压秦境，拉开了麻隧之战的序幕。
晋厉公亲统晋国四军：中军将为栾书，中军佐为荀庚；上军将为士燮，上军佐为郤锜；下军将为韩厥，下军佐为荀罃；新军将为赵旃，新军佐为郤至。勇将郤毅亲自为晋厉公驾驭战车，骁将栾鍼则担任做车右，再加上齐、鲁、宋、郑、卫等八国联军，组成了强大的兵团，直抵秦国。秦国见诸侯大军压境，亦起兵进至泾水以东进行迎战。
农历5月4日，双方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展开了激战，结果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在这场战争中，联军中的曹宣公姬彊则死于军中。秦军残部溃败退过泾河，晋军及诸侯联军亦渡过泾河，一直追击到侯丽(今陕西礼泉)方才回师。
秦国经此麻隧之败，数世不振，已不再构成晋国西鄙的大患。晋国在麻隧战胜秦国之后，完成了“秦、狄、齐”三强服晋的部署，又转而全力制楚。晋厉公终于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 年)著名的”鄢陵之战”中战胜了楚国，实现了晋景公重建霸业的愿望。
麻隧，在此战之后大大出名，有居于该地之民遂以地名为姓氏，称麻隧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麻氏，历史悠久之极也。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汉、唐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都城固麻，属于以居邑名称汉化为氏。
固麻，是汉、唐时期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都城称谓，不是具体地名。百济国不论哪一朝代将都城建在哪里，皆称都城为“固麻”。
在史籍《南史·百济传》中记载：“百济国，号王所都城曰固麻，邑曰檐鲁，如中国言郡县也。”
百济国，公元350～660年，为朝鲜半岛古代三国之一。据韩国所编《百济本国传说》的记载，其开国是在西汉成帝刘骜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但实际上，其国成立在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六年(公元350年), 公元前18年，所谓的百济还是马韩民族的五十四个小部落国中之一，根本不能称作“国”。
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七年(公元313年)，高句丽国灭乐浪郡、马韩灭带方郡之后，马韩五十四国中之一的伯济国起而统一邻近诸国，并取得带方郡之一部，而成立了百济国。百济在建国时，所在地以今韩国京畿道为中心，北至黄海道南部，南跨忠清南、北道北都。
自建国始，百济国即不断遭受北方高句丽国的强大压力，龟缩于朝鲜半岛东南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元年(公元371年)，百济国在倭奴国(今日本)的援助下开始北进，并将固麻自慰礼城(今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移往汉山(今韩国京畿道广州 )，于东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开始遣使东晋王朝。
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元徽三年(公元475年)，高句丽国开始攻击百济国，汉山陷落，只好迁都于南方锦江中游的熊津(今韩国扶余郡公州)。自此以后，百济国决心向南发展。
北魏宣武帝元恪延昌元～二年间(公元512～513年)，从倭奴国取得任那六县后，百济国几乎拥有了整个的全罗南、北道全境。
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四年(公元538年)，为加强对高句丽的防卫，百济国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文化都市，再迁都至锦江下游的所夫里(今韩国扶余郡公州)。
北齐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百济国联合新罗国进攻高句丽国，一时恢复了汉城旧地，但由于实力不足，其地反为新罗国所占。因此，百济国反手与高句丽国联手，进攻新罗国。新罗国向大唐王朝求援。
唐高宗李治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最恨与倭奴国勾结的北方邦国，接到新罗国的求告，立即在农历3月派遣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十万讨伐百济，任命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五万与苏定方配合作战。农历8月，苏定方自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百济兵据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抵抗。苏定方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水陆并进，直趋百济国固麻(今韩国全州)。距城二十余里，百济倾国来战，被唐军击溃，杀万余人，苏定方挥军乘胜追击，入其外城。百济国第三十一代义慈王和太子扶余隆逃向北部边境，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兵固守。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则率左右逾城归降，百姓皆从之。苏定方乃命士卒登城立帜，扶余泰处境窘迫，只好献城请求处置。此后，扶余义慈、扶余隆及各城城主亦相继投降。唐高宗诏命在百济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亡国后，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派遣大臣鬼室福信等自倭奴国迎立王子丰璋，谋筹复国，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奴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奴国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
在倭奴国，正值实行大化改新，实行新政时期，国内矛盾重重。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与此同时，百济的覆灭对倭奴国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奴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而且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倭奴国王遂于唐显庆五年(倭奴齐明六年，公元660年)农历10月，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唐龙朔元年(倭奴齐明七年公元661年)农历1月，以倭奴国齐明帝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奴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结果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倭奴天智帝。倭奴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奴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农历8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农历9月，倭奴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龙朔二年(倭奴天智元年，公元662年)农历1月，倭奴天智帝支援百济十万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一直警惕倭奴国的举动，于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农历4月，派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国则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固麻，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而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农历3月赴倭奴国乞师，敦促倭奴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奴国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奴军立刻投入战斗。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农历6月，倭奴军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至此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奴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奴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这时，唐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刘仁轨的部下们，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奴军。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余丰必不能见容，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宜静观其变。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必不堪一击，斯时趁机灭之，再挥师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时北上，使百济得以喘息，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其主张坚守不动。果然，时隔不久，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杀之。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农历8月初，倭奴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朝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农历8月13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奴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又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故得以保全。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朝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奴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一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农历8月27日上午，倭奴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倭奴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奴海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奴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朝海军。唐军统帅见倭奴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奴还军围在阵中。倭奴还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奴还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奴还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唐军与倭奴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奴还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国。倭奴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农历9月7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奴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刘仁原摧毁了周留城，百济国残余的复国之战终归彻底失败。之后，百济境内的倭奴军集结于以礼城，于农历9月19日很没趣地撤回本国。
唐日的白江口水战，结束了新罗国与百济国之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奴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奴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其后千余年之内，再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一兵一卒。
百济国的历史，依其固麻之所在约可分之为四个时期：一为慰礼城时代(公元350～371年)，二为汉城时代(公元371～475年)，三为熊津时代(公元475～538年)，四为所里夫时代(公元538～660年)
百济，实际上是个多民族混合的国家，其王室属扶余族，人民却分属韩族和汉族，在史籍《梁书·百济传》重记载：“百济王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故而，人们一般认为百济是个封建的宗族国家。
在所夫里时代，百济国有一特别的、以军事组织为主的地方制度，称“五部五方制”，即将首都分为上、前、中、下、后五部，各部分置五百员之兵力，首都之外则分中、东、西、南、北五方，中以古沙城(今古阜)，东以得安城(今恩津)，西以刀先城，南以久知下城，北以熊津城为中心，统辖其它诸小城，并管理各方的郡，每方有六～十郡。配置之兵员，多则一千二百人，少则七百人，一般认为这“五方”不但是全国的军事管理组织，同时也是行政组织。
百济国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将官位分为十六段，即：一左平，二达率，三恩率，四德率，五扞率，六奈率，七将德，八施德，九固德，十季德，十一对德，十二文督，十三武督，十四佐军，十五振武，十六克虞。其中除左平与达率各定为五人与三十人之外，恩率以下皆不定人数。
百济国的文化，是以带方郡承传的中国文化为基础，且自建国以来即不断与中国交往，其目的不仅在促进两国间之政治外交，亦在摄取中华文化。据统计，汉城时代的一百年间，百济曾四次向东晋、十次向南朝宋、一次向北魏遣使纳贡。在熊津时代的六十年间，则曾三度遣使南齐、四次遣北梁。在所夫里时代，则曾二次遣北梁、六次遣南陈、二次遣北齐、一次遣北周、五次遣隋朝。
到了唐朝时期，百济国则几乎是每年必派使节进贡，由于其交通对象多属中国南朝系统，故百济文化富有浓厚的南朝人文遗风，而南朝文化之精华在佛教，故佛教亦成了百济文化的中心。
在百济灭亡之际，百济国著名的大将军黑齿常之非常景仰唐军大将苏定方，因此投降唐王朝，后成为大唐王朝的著名将领，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后被奸臣周兴诬陷，死于武则天的狱中。随黑齿常之投降唐军大将苏定方的百济兵将中，有以故国都城称谓为姓氏者，称固麻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麻氏、固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唐朝时期降麻官，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在史籍《翰林志》中记载：“唐中书，用黄、白二麻为纶命，其后翰林专掌白麻，中书独用黄麻。” 纶命，就是天子的诏命，分别书写在黄、白两种麻纸之上。
降麻官，是历史上一种官制的俗称，出自唐朝时期的“白麻制令”，即白麻书仪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朝初期。
白麻，是唐、宋时期流行于*****的制书名称，围绕它还产生了一批与白麻书仪制度相关的术语，如麻案、把麻、宣麻、剥麻、贴麻、押麻、麻三剥四、降麻官等等，在唐朝后期乃至明朝的史书、笔记、文集、诗词、碑铭等中使用甚广。
制书，从广义上说，即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朝野类要》：“但是圣旨文字皆为制书。”然而，皇帝下达的命令内容有重轻之分，载体形式随之又有不同。如唐代制书有不同类别，曾以书写材料的不同加以区分，即以简、黄麻纸、黄藤纸等不同载体书写不同之制命。
在典籍《唐六典》中注释：“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及敕牒用黄藤纸，其赦书颁下诸州用绢。”在史籍《古今事物考》中记载：“唐诰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德宗后，始用绫。”同时纸张质地的不同还反映了制书礼仪的轻重与高下。在典籍《石林燕语》中记载：“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演繁露》：“惟除拜王公将相则用白麻纸书……自制书已下至发日敕，则用黄麻纸书之若降敕旨谕事及敕牒，则用黄藤纸，其礼又降于黄麻矣。”
躺初期，已有黄、白二麻为纶命高下之辨，但二者均由中书舍人掌草，在典籍《唐会要》中记载：“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而自唐朝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建立学士制，则出现白麻专称。在史籍《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此为最早、最明确的翰林学士用白麻纸草拟内命的记载。宋人谓：“宣麻之始，自明皇世也。”
“白麻”原因书写的纸质而得名，至宋代以后逐渐成为特定的、由翰林学士掌草的命相制书的专称，其纸质不再专用白麻纸，也使用楮纸。在典籍《石林燕语》中记载：“今制不复以纸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
麻制，虽属制书名称之一，而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的体现。李肇在《翰林志》中记载：“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按故事，制书由中书舍人掌草，门下封驳，宰相签押后付尚书省施行。而至唐玄宗开元以后，将封王拜相等军国重事之草制，交由翰林学士独掌，不经中书、门下省，所以制书掌撰出现了“两制”，即内、外制，《朝野类要》：“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
制书掌草的分工实际上是权力的分解，皇帝攫取了重要政令的分派权，特别是拜免将相等人事权，在史籍《旧唐书·宪宗下》中记载：“将相出入，翰林草制，谓之白麻。”在史籍《新唐书·李晟传附王僻传》中记载：“故事，将相除徙，皆内出制，故号‘白麻’。”从而限制了宰相机构的出令权。
从历史看，政令的掌管往往即对政权的掌控，在典籍《周礼订义》中记载：“陈君举曰：内史犹今内制翰林也，外史犹今外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夺大小臣工爵禄之事，其与人主图之者，固冢宰也……自秦变古，寝失此意。辞令在尚书郎，则尚书重；在中书舍人，则中书重。方汉重尚书，至号喉舌之官，事归台阁，三公失职，则尚书遂擅天下。魏晋重中书，则并掌职务，至有中书监迁尚书令，自谓有夺凤池，之恨，而中书亦擅天下。两省相倾，至今并置。最后，开元别置学士院，白麻独在学士，为天子私人，称‘内相’矣。”
翰林学士掌制诰本是临时代职，陆贽曾上疏希望恢复旧制，将草拟命免将相制诰之权复归中书舍人，但事终“不行”。陆贽“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义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在史籍《陔余丛考》中记载：“陆贽疏，以为‘……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事虽不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政令即是政治权力运用的体现。翰林学士掌制，白麻独行，使皇帝的特权取得了制度上的认可。
白麻，是皇帝特权的体现，其使用对象和范围是特定的，即是与皇帝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内亲和直接影响国家政柄的将相重臣，“翰林规制，自后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年三月戊子”载：“故事，前宰相官至使相已上始降麻。”
白麻是皇帝密命，比书写其他诏敕要慎重、严密得多。在史籍《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国朝之制，立后、建储、命相，于是天子亲御内东门小殿，召见翰林学士面谕旨意，乃锁院草制，付外施行……太上自即位以来，尤深考慎，虽九重至密，亦不得预知，独自语学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岁，虽倦万几，然命相每犹自择日，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踏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
白麻草制密而不闻，规制胜于中书所掌诰敕，其宣制仪式亦重，《谷山笔麈》谓：“唐宋宰相执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因此，很多大臣任官时以拥有白麻为荣；反之，该得而未得，则为憾。“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皇帝为了笼络人心，也扩大使用白麻的范围，或破例使用白麻，以示恩宠，如在史籍《新唐书·郑纲传》中记载：“德宗自兴元还，置六军统军视六尚书，以处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在史籍《资治通鉴》中记载：“五月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阎门出案，与将相同。”凡以白麻任命之官，当时*****称之为“降麻官”。这在史籍《春明退朝录》上有明确记载：“凡加食邑，宰相千户、实封四百户；余降麻官，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
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即使皇帝也要受到制度的约束，当其行为越出规矩时，也会遭到大臣的规谏。
唐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唐德宗任命宦官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窦文场提出希望得到白麻拟制，遭到了掌管白麻制书翰林学士的谏止。在史籍《新唐书·郑纲传》中记载：“窦文场恃功，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比。絪当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书、门下。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也？’帝悟……更命中书作诏，并罢统军用麻矣。”在典籍《山堂肆考》中记载：“旧制，执政除罢，皆宣麻。时吕惠公弼(时任枢密使)，因争新法求去。王安石阴沮之。乃使舍人院命词，蔡齐时掌外制。乃缴词头，举故典论之。”
白麻不仅是一种书仪形式，还是一种特权制度，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由隐而显的政治产物。随着皇权的日益强化，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中书省，废除宰相等官，皇帝乾纲独揽，白麻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特殊的术语亦随之迅速消失。
在诸多的麻案、把麻、宣麻、剥麻、贴麻、押麻、麻三剥四、降麻官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别称为姓氏者，皆称麻氏，因降麻官多为大吏重臣，称麻氏实为非常荣耀之事，该支麻氏姓源繁复，多不可书，不可一论。
第五个渊源：源于回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回族中的麻氏，多取自经名首音。如麻速忽、麻合马之后裔姓麻。
远在金国时期，就大同人麻秉彝为兵部尚书。到了明朝时期，回回“麻氏多将才”，故有“东李(铁岭朝鲜族)西麻”之誉。在山西大同任参将的麻禄家族中就有麻锦(宣府总兵官)、麻贵(宁夏总兵)、麻承恩(大同总兵)、麻承诏(宁夏参将)及“第承训、承宣、承宗皆官总兵。”
这些回族将领的后裔子孙皆为回族麻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第六个渊源：源于壮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壮族方音mà，壮语本意为“犬”，是一支以犬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标志，源出古老的“犬戎族”，是上古戎狄民族的一个旁别分支，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
该氏族部落在明朝时期的改土归流运动中以谐音汉字为姓氏，汉称就是麻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明朝时期，北元残余被明军大将蓝玉所溃后，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统一了东西蒙古各部以及兀良哈三卫后，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农历7月开始大举侵犯明朝边界，脱脱不花带兀良哈人侵辽东，海西等部头人“卒死于也先之乱”(抚安东夷记)。也先从大同进攻北京，八月在北京西部的土木堡生擒明英宗。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农历12月，也先杀了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天盛皇帝”，之后率部征服建州，这时建州由猛哥铁木尔的异母弟凡察带领三百多户迁浑河(今辽宁辽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的李满住部重新会聚在一起，力量得到加强，在一次征服了兀良哈三卫，过了不久也先又把朵颜部迁到黄河母纳地。
在达延汗统治时期经常冠明边，往西占据西海(青海)往东侵辽东，把兀良哈三卫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公元1433～1479年间，建州地区受到明朝和朝鲜联军的连续五次打击，元气大伤，此后与明朝和朝鲜保持了和平关系，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阿剌杀也先，鞑靼部孛来后杀了阿剌，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麻儿可儿为小王子。
孛来专擅权力，西攻瓦剌部，又数劫三卫。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孛来*****兀良哈三卫头目朵*****，以九万骑攻入辽河。后三卫又东合海西兵(有叶赫、乌拉、哈达、辉发，锡伯)数次入侵辽东边塞，独出广宁、义州之间。
蒙古翁牛特部首领毛里孩(毛里海)后来起兵杀了孛来，引发了蒙古诸部内争。最后于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立麻儿可儿为达延汗(大元大可汗)。
达延汗麻儿可儿，蒙古族全名为孛尔只斤·巴图蒙克(把秃猛可)，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他即汗位后，明朝人因其年幼而称为“小王子”。在其妻满都海哈屯的辅佐下，数与瓦剌争战，最后击败瓦剌。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东西两部蒙古终于媾和，出现了暂时的和平时期。至明正德初年(公元1506年)，达延汗又先后翦除了以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等为首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达延汗最终确立了对东蒙古的统治地位。
在达延汗麻儿可儿的后裔子孙中，有在明末清初即有以先祖名字的谐音汉字冠汉姓者，称麻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八个渊源：源于傈僳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傈僳族麻氏，与梓氏同族，出自一个麻氏族，麻僳语为“梓扒”。
傈僳语“梓扒”，即“麻氏族”之意。据传麻氏族以善于种织麻而得名，后取其汉意“麻氏族”而以“麻”为姓氏，称麻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土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土族语称拥有一百匹马的人为“麻锡江孔”。
传说，麻锡江人(其地*****)擅长养马，后取“麻锡江”之首音的谐音汉字为姓氏，称麻氏、马氏。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萨克达氏，亦称巴雅拉氏，满语为Sakda Hala，汉义“苍老”，以地为氏，世居宁古塔、阿扈河、叶赫、萨克达、赫图阿拉、那木都鲁、德里倭赫、黑龙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麻氏、苍氏、仓氏、骆氏、李氏、祖氏、高氏、海氏、萨氏、里氏、陈氏、罗氏、老氏、英氏、印氏、巴氏、色氏、臧氏、礼氏、佟氏、陀氏、翁氏等。
⑵.满族寇达吉氏，满语为Kodaj Hala，汉义“麻袋”，是非常古老的老满洲部族，人数不多，有四个小分支，世居海参威(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多冠汉姓为麻氏。
⑶.满族鄂啰氏，满语为Elo Hala，汉义“麻线”，世居长白山区，后多冠汉姓为麻氏、线氏。
第十一个渊源：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苗族、彝族、傈僳族、黎族、土家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麻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氏，世代相传至今。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得姓始祖：麻婴。
姓氏渊源：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周朝时期楚国大夫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地名为氏。
著名的汉朝姓氏学家应劭在《氏姓》中记载：“麻氏，齐大夫麻婴之后，汉麻光為御史大夫，又麻达注《论语》。”
实际上，春秋时期的楚国，有公族大夫食采于麻邑(今安徽砀山)，其后代子孙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称麻氏。
在春秋中期的周简王姬夷二十四年(齐庄公姜购六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内乱，大夫崔抒弑杀齐庄公，自为右相，以姜庆封为左相。
到了周简王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姜庆封在争*****势中落败被逐，逃奔吴国，吴王余祭封其居于朱方(今江苏镇江)。农历7月，楚灵王芈围(熊虔)为了恢复楚国的霸主地位，统领诸国联军伐吴国，先攻克朱方，执杀庆封并灭其族。楚灵王在还军时，又顺手灭了赖国(今湖北宜城)，之后命人在赖国筑城，打算迁许国于该地。楚灵王复霸心愿初步实现，所谓“召诸侯而来，战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
正当楚灵王向东扩张取得进展时，吴国也毫不示弱。得知庆封被杀后，吴王余祭怒曰：“庆封穷来奔吴，封之朱方，以效不恨士也。”即率吴国大军于同年冬季反击楚国，一举攻占楚国境内的麻(今安徽砀山)、棘(今河南永城)、栎(今河南禹县)三邑，楚军一时溃不成军。第二年，楚灵王怨恨吴国为庆封之事而大举攻楚，并夺走三邑之地，心恨不解，率军再次伐吴国，楚军进至乾溪(今安徽利辛汝集镇)，吴王余祭突出两军夹击，楚军又大败，只得退走。
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楚国麻邑之尹麻婴逃赴齐国，在齐国出任大夫，将麻氏族人分播至山东地区，世代相传至今。
本书按：
在诸多文献中，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麻邑指认为今湖北麻城，并将麻城认为是麻氏发源地，将齐国麻氏与楚国麻氏分认两支，这是错误的！
本书考证，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麻邑”是指今安徽省西北部的砀山县，该地因盛产黄麻以及麻织物而得名，一直沿用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末期，秦国占据麻邑，因境内有砀山，因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置砀郡及砀县，至隋朝时期方改为砀山县。
今湖北麻城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朝、汉朝一直称作“柏举”，直到东晋末期，因后赵国大将麻秋在该地筑城，方始得名“麻城”，在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始改称麻城县。
因此，今湖北麻城绝不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麻邑混为一谈。而齐鲁麻氏与荆楚麻氏同为一源，并非两出。
另外，古地名“乾溪”万万不可写作“干溪”，那是一种很愚蠢的笑话，就如同将“乾坤”写作“干坤”一样。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战国时期秦国麻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麻邑，就是古麻隧，位置在春秋时期秦国的都城咸阳附近，就是今陕西省咸阳市的泾阳县。春秋时期，晋、秦两国在麻邑爆发了著名的“麻隧之战”。
麻隧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 年)，是晋景公姬孺霸业的持续。晋国自“殽山战役”以后，霸业受到秦、楚联盟的困扰，一直陷于对秦、楚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所以，在晋灵公、晋成公执政时期，霸业中衰，楚国在中原占据了支配地位。到了晋景公执政时期，采取了几项新的部署：其一，消灭赤狄，改善晋国的战略地位；其二，在鞍之战(公元前589 年)中战胜齐国，打破了齐、楚联盟，逼迫齐国向晋国靠拢；其三，派巫臣通吴国，联吴制楚，在楚国侧翼扶植其心腹大患；其四，拆散秦、楚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其中的前三项部署，晋景公已经完成，中原战略形势已向有利于晋国方向发展。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 年)冬，晋景公主动释放楚国战俘钟仪，让他回国为晋国通好。楚共王熊审也派公子辰回报晋国，“请修好，结成”。次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茷至楚国回报公子辰之聘。一时之间，晋、楚之间出现了媾和的局面。但当年农历5月，晋景公忽然病故。不过，继位的晋厉公继立后仍奉行和楚政策。在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宋国大夫华元利用晋、楚两国的愿望，促成了晋、楚两国的和议。次年农历5月，晋国大夫士燮会见楚国大夫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形成了晋、楚间第一次和局即“弭兵之和”。晋国大夫郤至到楚国，楚国大夫公子罢至晋国，互相聘问。
晋、楚的和局，实质上是晋国拆散了秦、楚联盟，实现了各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正当晋、楚两国间谋和的时候，晋厉公也对秦作出了和平试探。两君曾约定在令狐(今山西临猗)相会。这年冬天，晋厉公先至会所，而秦桓公嬴榮不肯渡河，仅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结盟。晋国也只好派大夫郤犨到河西同秦桓公结盟。秦国对这次结盟并无诚意，归国后秦桓公即背叛了令狐之盟，并联络楚国和狄人共谋伐晋国。楚共王拒绝了秦国的要求，并向晋国通报了情况。晋固有见秦、楚联盟有了裂痕，立刻抓住时机，全力西向对付秦国与白狄。晋、秦两国的“麻隧之战”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
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 年)秋季，秦桓公联合白狄攻击晋国，晋国在交刚击败了白狄。次年的(公元前578 年)，晋厉公一面派使者征集诸侯军队，准备伐秦国；一面在农历4月5日派吕相(魏相)赴秦国，宣布与秦国断绝关系。其说辞是迄今所见春秋史上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也是一篇讨秦檄文。该文文笔犀利，语言生动，它历数晋、秦两国之间数十年的积怨，把责任全推到秦国一边，把秦国描绘成三心二意、背信弃德的国家。在政治上，它起到了动员诸侯参与伐秦的作用，也使楚国失去联秦、救秦的理由。这篇文告充分显示了晋国君臣在政治与外交斗争中的高超智慧。
农历5月初，晋厉公率晋军并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直压秦境，拉开了麻隧之战的序幕。
晋厉公亲统晋国四军：中军将为栾书，中军佐为荀庚；上军将为士燮，上军佐为郤锜；下军将为韩厥，下军佐为荀罃；新军将为赵旃，新军佐为郤至。勇将郤毅亲自为晋厉公驾驭战车，骁将栾鍼则担任做车右，再加上齐、鲁、宋、郑、卫等八国联军，组成了强大的兵团，直抵秦国。秦国见诸侯大军压境，亦起兵进至泾水以东进行迎战。
农历5月4日，双方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展开了激战，结果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在这场战争中，联军中的曹宣公姬彊则死于军中。秦军残部溃败退过泾河，晋军及诸侯联军亦渡过泾河，一直追击到侯丽(今陕西礼泉)方才回师。
秦国经此麻隧之败，数世不振，已不再构成晋国西鄙的大患。晋国在麻隧战胜秦国之后，完成了“秦、狄、齐”三强服晋的部署，又转而全力制楚。晋厉公终于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 年)著名的”鄢陵之战”中战胜了楚国，实现了晋景公重建霸业的愿望。
麻隧，在此战之后大大出名，有居于该地之民遂以地名为姓氏，称麻隧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麻氏，历史悠久之极也。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汉、唐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都城固麻，属于以居邑名称汉化为氏。
固麻，是汉、唐时期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都城称谓，不是具体地名。百济国不论哪一朝代将都城建在哪里，皆称都城为“固麻”。
在史籍《南史·百济传》中记载：“百济国，号王所都城曰固麻，邑曰檐鲁，如中国言郡县也。”
百济国，公元350～660年，为朝鲜半岛古代三国之一。据韩国所编《百济本国传说》的记载，其开国是在西汉成帝刘骜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但实际上，其国成立在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六年(公元350年), 公元前18年，所谓的百济还是马韩民族的五十四个小部落国中之一，根本不能称作“国”。
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七年(公元313年)，高句丽国灭乐浪郡、马韩灭带方郡之后，马韩五十四国中之一的伯济国起而统一邻近诸国，并取得带方郡之一部，而成立了百济国。百济在建国时，所在地以今韩国京畿道为中心，北至黄海道南部，南跨忠清南、北道北都。
自建国始，百济国即不断遭受北方高句丽国的强大压力，龟缩于朝鲜半岛东南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元年(公元371年)，百济国在倭奴国(今日本)的援助下开始北进，并将固麻自慰礼城(今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移往汉山(今韩国京畿道广州 )，于东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开始遣使东晋王朝。
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元徽三年(公元475年)，高句丽国开始攻击百济国，汉山陷落，只好迁都于南方锦江中游的熊津(今韩国扶余郡公州)。自此以后，百济国决心向南发展。
北魏宣武帝元恪延昌元～二年间(公元512～513年)，从倭奴国取得任那六县后，百济国几乎拥有了整个的全罗南、北道全境。
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四年(公元538年)，为加强对高句丽的防卫，百济国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文化都市，再迁都至锦江下游的所夫里(今韩国扶余郡公州)。
北齐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百济国联合新罗国进攻高句丽国，一时恢复了汉城旧地，但由于实力不足，其地反为新罗国所占。因此，百济国反手与高句丽国联手，进攻新罗国。新罗国向大唐王朝求援。
唐高宗李治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最恨与倭奴国勾结的北方邦国，接到新罗国的求告，立即在农历3月派遣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十万讨伐百济，任命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五万与苏定方配合作战。农历8月，苏定方自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百济兵据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抵抗。苏定方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水陆并进，直趋百济国固麻(今韩国全州)。距城二十余里，百济倾国来战，被唐军击溃，杀万余人，苏定方挥军乘胜追击，入其外城。百济国第三十一代义慈王和太子扶余隆逃向北部边境，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兵固守。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则率左右逾城归降，百姓皆从之。苏定方乃命士卒登城立帜，扶余泰处境窘迫，只好献城请求处置。此后，扶余义慈、扶余隆及各城城主亦相继投降。唐高宗诏命在百济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亡国后，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派遣大臣鬼室福信等自倭奴国迎立王子丰璋，谋筹复国，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奴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奴国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
在倭奴国，正值实行大化改新，实行新政时期，国内矛盾重重。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与此同时，百济的覆灭对倭奴国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奴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而且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倭奴国王遂于唐显庆五年(倭奴齐明六年，公元660年)农历10月，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唐龙朔元年(倭奴齐明七年公元661年)农历1月，以倭奴国齐明帝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奴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结果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倭奴天智帝。倭奴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奴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农历8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农历9月，倭奴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龙朔二年(倭奴天智元年，公元662年)农历1月，倭奴天智帝支援百济十万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一直警惕倭奴国的举动，于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农历4月，派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国则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固麻，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而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农历3月赴倭奴国乞师，敦促倭奴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奴国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奴军立刻投入战斗。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农历6月，倭奴军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至此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奴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奴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这时，唐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刘仁轨的部下们，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奴军。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余丰必不能见容，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宜静观其变。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必不堪一击，斯时趁机灭之，再挥师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时北上，使百济得以喘息，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其主张坚守不动。果然，时隔不久，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杀之。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农历8月初，倭奴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朝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农历8月13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奴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又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故得以保全。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朝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奴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一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农历8月27日上午，倭奴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倭奴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奴海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奴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朝海军。唐军统帅见倭奴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奴还军围在阵中。倭奴还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奴还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奴还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唐军与倭奴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奴还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国。倭奴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农历9月7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奴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刘仁原摧毁了周留城，百济国残余的复国之战终归彻底失败。之后，百济境内的倭奴军集结于以礼城，于农历9月19日很没趣地撤回本国。
唐日的白江口水战，结束了新罗国与百济国之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奴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奴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其后千余年之内，再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一兵一卒。
百济国的历史，依其固麻之所在约可分之为四个时期：一为慰礼城时代(公元350～371年)，二为汉城时代(公元371～475年)，三为熊津时代(公元475～538年)，四为所里夫时代(公元538～660年)
百济，实际上是个多民族混合的国家，其王室属扶余族，人民却分属韩族和汉族，在史籍《梁书·百济传》重记载：“百济王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故而，人们一般认为百济是个封建的宗族国家。
在所夫里时代，百济国有一特别的、以军事组织为主的地方制度，称“五部五方制”，即将首都分为上、前、中、下、后五部，各部分置五百员之兵力，首都之外则分中、东、西、南、北五方，中以古沙城(今古阜)，东以得安城(今恩津)，西以刀先城，南以久知下城，北以熊津城为中心，统辖其它诸小城，并管理各方的郡，每方有六～十郡。配置之兵员，多则一千二百人，少则七百人，一般认为这“五方”不但是全国的军事管理组织，同时也是行政组织。
百济国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将官位分为十六段，即：一左平，二达率，三恩率，四德率，五扞率，六奈率，七将德，八施德，九固德，十季德，十一对德，十二文督，十三武督，十四佐军，十五振武，十六克虞。其中除左平与达率各定为五人与三十人之外，恩率以下皆不定人数。
百济国的文化，是以带方郡承传的中国文化为基础，且自建国以来即不断与中国交往，其目的不仅在促进两国间之政治外交，亦在摄取中华文化。据统计，汉城时代的一百年间，百济曾四次向东晋、十次向南朝宋、一次向北魏遣使纳贡。在熊津时代的六十年间，则曾三度遣使南齐、四次遣北梁。在所夫里时代，则曾二次遣北梁、六次遣南陈、二次遣北齐、一次遣北周、五次遣隋朝。
到了唐朝时期，百济国则几乎是每年必派使节进贡，由于其交通对象多属中国南朝系统，故百济文化富有浓厚的南朝人文遗风，而南朝文化之精华在佛教，故佛教亦成了百济文化的中心。
在百济灭亡之际，百济国著名的大将军黑齿常之非常景仰唐军大将苏定方，因此投降唐王朝，后成为大唐王朝的著名将领，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后被奸臣周兴诬陷，死于武则天的狱中。随黑齿常之投降唐军大将苏定方的百济兵将中，有以故国都城称谓为姓氏者，称固麻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麻氏、固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唐朝时期降麻官，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在史籍《翰林志》中记载：“唐中书，用黄、白二麻为纶命，其后翰林专掌白麻，中书独用黄麻。” 纶命，就是天子的诏命，分别书写在黄、白两种麻纸之上。
降麻官，是历史上一种官制的俗称，出自唐朝时期的“白麻制令”，即白麻书仪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朝初期。
白麻，是唐、宋时期流行于*****的制书名称，围绕它还产生了一批与白麻书仪制度相关的术语，如麻案、把麻、宣麻、剥麻、贴麻、押麻、麻三剥四、降麻官等等，在唐朝后期乃至明朝的史书、笔记、文集、诗词、碑铭等中使用甚广。
制书，从广义上说，即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朝野类要》：“但是圣旨文字皆为制书。”然而，皇帝下达的命令内容有重轻之分，载体形式随之又有不同。如唐代制书有不同类别，曾以书写材料的不同加以区分，即以简、黄麻纸、黄藤纸等不同载体书写不同之制命。
在典籍《唐六典》中注释：“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及敕牒用黄藤纸，其赦书颁下诸州用绢。”在史籍《古今事物考》中记载：“唐诰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德宗后，始用绫。”同时纸张质地的不同还反映了制书礼仪的轻重与高下。在典籍《石林燕语》中记载：“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演繁露》：“惟除拜王公将相则用白麻纸书……自制书已下至发日敕，则用黄麻纸书之若降敕旨谕事及敕牒，则用黄藤纸，其礼又降于黄麻矣。”
躺初期，已有黄、白二麻为纶命高下之辨，但二者均由中书舍人掌草，在典籍《唐会要》中记载：“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而自唐朝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建立学士制，则出现白麻专称。在史籍《新唐书》中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此为最早、最明确的翰林学士用白麻纸草拟内命的记载。宋人谓：“宣麻之始，自明皇世也。”
“白麻”原因书写的纸质而得名，至宋代以后逐渐成为特定的、由翰林学士掌草的命相制书的专称，其纸质不再专用白麻纸，也使用楮纸。在典籍《石林燕语》中记载：“今制不复以纸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
麻制，虽属制书名称之一，而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的体现。李肇在《翰林志》中记载：“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按故事，制书由中书舍人掌草，门下封驳，宰相签押后付尚书省施行。而至唐玄宗开元以后，将封王拜相等军国重事之草制，交由翰林学士独掌，不经中书、门下省，所以制书掌撰出现了“两制”，即内、外制，《朝野类要》：“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
制书掌草的分工实际上是权力的分解，皇帝攫取了重要政令的分派权，特别是拜免将相等人事权，在史籍《旧唐书·宪宗下》中记载：“将相出入，翰林草制，谓之白麻。”在史籍《新唐书·李晟传附王僻传》中记载：“故事，将相除徙，皆内出制，故号‘白麻’。”从而限制了宰相机构的出令权。
从历史看，政令的掌管往往即对政权的掌控，在典籍《周礼订义》中记载：“陈君举曰：内史犹今内制翰林也，外史犹今外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夺大小臣工爵禄之事，其与人主图之者，固冢宰也……自秦变古，寝失此意。辞令在尚书郎，则尚书重；在中书舍人，则中书重。方汉重尚书，至号喉舌之官，事归台阁，三公失职，则尚书遂擅天下。魏晋重中书，则并掌职务，至有中书监迁尚书令，自谓有夺凤池，之恨，而中书亦擅天下。两省相倾，至今并置。最后，开元别置学士院，白麻独在学士，为天子私人，称‘内相’矣。”
翰林学士掌制诰本是临时代职，陆贽曾上疏希望恢复旧制，将草拟命免将相制诰之权复归中书舍人，但事终“不行”。陆贽“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义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在史籍《陔余丛考》中记载：“陆贽疏，以为‘……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事虽不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政令即是政治权力运用的体现。翰林学士掌制，白麻独行，使皇帝的特权取得了制度上的认可。
白麻，是皇帝特权的体现，其使用对象和范围是特定的，即是与皇帝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内亲和直接影响国家政柄的将相重臣，“翰林规制，自后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年三月戊子”载：“故事，前宰相官至使相已上始降麻。”
白麻是皇帝密命，比书写其他诏敕要慎重、严密得多。在史籍《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国朝之制，立后、建储、命相，于是天子亲御内东门小殿，召见翰林学士面谕旨意，乃锁院草制，付外施行……太上自即位以来，尤深考慎，虽九重至密，亦不得预知，独自语学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岁，虽倦万几，然命相每犹自择日，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踏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
白麻草制密而不闻，规制胜于中书所掌诰敕，其宣制仪式亦重，《谷山笔麈》谓：“唐宋宰相执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因此，很多大臣任官时以拥有白麻为荣；反之，该得而未得，则为憾。“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皇帝为了笼络人心，也扩大使用白麻的范围，或破例使用白麻，以示恩宠，如在史籍《新唐书·郑纲传》中记载：“德宗自兴元还，置六军统军视六尚书，以处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在史籍《资治通鉴》中记载：“五月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阎门出案，与将相同。”凡以白麻任命之官，当时*****称之为“降麻官”。这在史籍《春明退朝录》上有明确记载：“凡加食邑，宰相千户、实封四百户；余降麻官，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
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即使皇帝也要受到制度的约束，当其行为越出规矩时，也会遭到大臣的规谏。
唐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唐德宗任命宦官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窦文场提出希望得到白麻拟制，遭到了掌管白麻制书翰林学士的谏止。在史籍《新唐书·郑纲传》中记载：“窦文场恃功，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比。絪当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书、门下。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也？’帝悟……更命中书作诏，并罢统军用麻矣。”在典籍《山堂肆考》中记载：“旧制，执政除罢，皆宣麻。时吕惠公弼(时任枢密使)，因争新法求去。王安石阴沮之。乃使舍人院命词，蔡齐时掌外制。乃缴词头，举故典论之。”
白麻不仅是一种书仪形式，还是一种特权制度，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由隐而显的政治产物。随着皇权的日益强化，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中书省，废除宰相等官，皇帝乾纲独揽，白麻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特殊的术语亦随之迅速消失。
在诸多的麻案、把麻、宣麻、剥麻、贴麻、押麻、麻三剥四、降麻官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别称为姓氏者，皆称麻氏，因降麻官多为大吏重臣，称麻氏实为非常荣耀之事，该支麻氏姓源繁复，多不可书，不可一论。
第五个渊源：源于回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回族中的麻氏，多取自经名首音。如麻速忽、麻合马之后裔姓麻。
远在金国时期，就大同人麻秉彝为兵部尚书。到了明朝时期，回回“麻氏多将才”，故有“东李(铁岭朝鲜族)西麻”之誉。在山西大同任参将的麻禄家族中就有麻锦(宣府总兵官)、麻贵(宁夏总兵)、麻承恩(大同总兵)、麻承诏(宁夏参将)及“第承训、承宣、承宗皆官总兵。”
这些回族将领的后裔子孙皆为回族麻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第六个渊源：源于壮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壮族方音mà，壮语本意为“犬”，是一支以犬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标志，源出古老的“犬戎族”，是上古戎狄民族的一个旁别分支，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
该氏族部落在明朝时期的改土归流运动中以谐音汉字为姓氏，汉称就是麻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明朝时期，北元残余被明军大将蓝玉所溃后，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统一了东西蒙古各部以及兀良哈三卫后，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农历7月开始大举侵犯明朝边界，脱脱不花带兀良哈人侵辽东，海西等部头人“卒死于也先之乱”(抚安东夷记)。也先从大同进攻北京，八月在北京西部的土木堡生擒明英宗。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农历12月，也先杀了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天盛皇帝”，之后率部征服建州，这时建州由猛哥铁木尔的异母弟凡察带领三百多户迁浑河(今辽宁辽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的李满住部重新会聚在一起，力量得到加强，在一次征服了兀良哈三卫，过了不久也先又把朵颜部迁到黄河母纳地。
在达延汗统治时期经常冠明边，往西占据西海(青海)往东侵辽东，把兀良哈三卫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公元1433～1479年间，建州地区受到明朝和朝鲜联军的连续五次打击，元气大伤，此后与明朝和朝鲜保持了和平关系，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阿剌杀也先，鞑靼部孛来后杀了阿剌，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麻儿可儿为小王子。
孛来专擅权力，西攻瓦剌部，又数劫三卫。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孛来*****兀良哈三卫头目朵*****，以九万骑攻入辽河。后三卫又东合海西兵(有叶赫、乌拉、哈达、辉发，锡伯)数次入侵辽东边塞，独出广宁、义州之间。
蒙古翁牛特部首领毛里孩(毛里海)后来起兵杀了孛来，引发了蒙古诸部内争。最后于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立麻儿可儿为达延汗(大元大可汗)。
达延汗麻儿可儿，蒙古族全名为孛尔只斤·巴图蒙克(把秃猛可)，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他即汗位后，明朝人因其年幼而称为“小王子”。在其妻满都海哈屯的辅佐下，数与瓦剌争战，最后击败瓦剌。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东西两部蒙古终于媾和，出现了暂时的和平时期。至明正德初年(公元1506年)，达延汗又先后翦除了以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等为首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达延汗最终确立了对东蒙古的统治地位。
在达延汗麻儿可儿的后裔子孙中，有在明末清初即有以先祖名字的谐音汉字冠汉姓者，称麻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八个渊源：源于傈僳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傈僳族麻氏，与梓氏同族，出自一个麻氏族，麻僳语为“梓扒”。
傈僳语“梓扒”，即“麻氏族”之意。据传麻氏族以善于种织麻而得名，后取其汉意“麻氏族”而以“麻”为姓氏，称麻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土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土族语称拥有一百匹马的人为“麻锡江孔”。
传说，麻锡江人(其地*****)擅长养马，后取“麻锡江”之首音的谐音汉字为姓氏，称麻氏、马氏。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萨克达氏，亦称巴雅拉氏，满语为Sakda Hala，汉义“苍老”，以地为氏，世居宁古塔、阿扈河、叶赫、萨克达、赫图阿拉、那木都鲁、德里倭赫、黑龙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麻氏、苍氏、仓氏、骆氏、李氏、祖氏、高氏、海氏、萨氏、里氏、陈氏、罗氏、老氏、英氏、印氏、巴氏、色氏、臧氏、礼氏、佟氏、陀氏、翁氏等。
⑵.满族寇达吉氏，满语为Kodaj Hala，汉义“麻袋”，是非常古老的老满洲部族，人数不多，有四个小分支，世居海参威(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多冠汉姓为麻氏。
⑶.满族鄂啰氏，满语为Elo Hala，汉义“麻线”，世居长白山区，后多冠汉姓为麻氏、线氏。
第十一个渊源：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苗族、彝族、傈僳族、黎族、土家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麻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氏，世代相传至今。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得姓始祖：麻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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